东汉开国之初，血亲复仇仍然要受到法律制裁，按律应直接判处死刑。《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徐州广陵郡堂邑县人防广为父报仇，杀人坐牢，就在等待执行死刑期间，他的母亲病死了，防广得知，在牢里整日哭泣。

　　县令钟离意知道后，欲下令放他回去给母亲办理丧葬，其他官员担心防广因此逃亡，纷纷反对，钟离意说：“出了事，责任在我。”防广给母亲办理完丧事后，主动返回监狱。钟离意将此事向上级汇报，上级竟然宽恕防广，被免除了死刑。因孝顺而受到官方减刑处理，符合当时推崇孝道的社会氛围，这是人性化处理结果。

　　《后汉书·张敏传》记载，到了建初年间，民间有人因为别人侮辱其父亲，怒而杀之，这个血亲复仇案上报到了朝廷，汉章帝刘炟为此下诏免除其死刑。从此，各级执法部门都以此案为定案标准，甚至朝廷法增设《轻侮法》，此法的核心就是：杀死侮辱父母者不获死罪。不过，这部法律施行的时间不长，到了汉和帝刘肇执政时，尚书张敏先后两次上书批评这部法律，认为《轻侮法》的实施导致出现大量冤案，因为很多人从这部法律中钻空子为自己开脱。于是，刘肇宣布废除《轻侮法》。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复仇风气仍然鼎盛。

　　汉顺帝执政时期，青州北海国安丘县出了一个“辱母杀人案”。安丘县男子毌丘长和母亲在集市遇到一个醉汉，醉汉侮辱了毌丘长的母亲，至于是语言侮辱还是身体上的侵犯，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无从得知，反正结果是毌丘长当场杀死了醉汉，随后逃至胶东侯国，被当地执法人员捕获。

　　胶东国相吴祐对毌丘长说：“你母亲受辱，这是人子所不能容忍的。然而孝子愤恨时要想想后果，行动要不给父母留下牵连。而今你违背亲人逞其凶气，白日杀人，赦免你吧不合道理，严惩你吧又于心不忍。你说该拿你怎么办？”毌丘长给自己戴上枷锁，说：“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

　　吴祐问他有无妻子？毌丘长回答说：“有妻还没有生子。”于是吴祐下公文到安丘县政府，要求把毌丘长的妻子逮捕押解到胶东。毌丘长的妻子到后，便除掉他俩的枷锁，让他俩同宿狱中，之后毌丘长的妻子就怀孕了。

　　到了冬季行刑时，毌丘长哭着对母亲说：“我辜负了母亲自应去死，可该怎么报答吴大人的恩情呢？”当场就咬断指头吞进肚中，含血而道：“妻若生下儿子，就取名‘吴生’，告诉他我临死吞指为誓，嘱咐儿子要报答吴大人。”说罢自缢而死。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了《轻侮法》的保护，毌丘长的行为已经构成死罪，罪无可赦。即使当地长官也认为毌丘长的行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不足以免除杀人罪责。毌丘长也明白所犯的罪行，所以坦然赴死。至于吴祐不令其绝后，倒颇有人道主义色彩。这大概受中国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复仇属于私义，法律属于公道，所以复仇者本人最终心甘情愿接受了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