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师生观:中国思想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8-05-21 15:20:00  来源:法制网

  郝铁川 (上海文史馆馆长)

  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极为重视纲常名教的古代,主流思想观点虽然也强调要尊师重道,但更加强调主张具有一定民主平等色彩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学无常师”等。这一点似乎也为政府所接受,所以,在古代立法指导思想的“三纲”中,只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却没有“师为弟子刚”。古代连坐制度并不包括师生范畴,明朝方孝孺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牵连其亲友学生870余人全部遇害,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

  在中国思想史上,主流观点都认为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师生关系的平等化

  一是师生身份平等。教师和学生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平等的朋友关系。汉语成语中有“良师益友”,学界一般都认为出自刘向《说苑·说丛》:“贤师良友在其侧,诗书礼乐陈于前,弃而为不善者,鲜矣。”同时还认为刘向此语系对《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的高度概括。汉语成语中还有“良师诤友”“名师益友”“严师畏友”“严师益友”等,大体都反映了师生是朋友关系的看法。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表明他没有要求人们一生只依附一个老师。隋朝的王通是倡导振兴儒学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家,他进而提出了自愿从师的主张,老师对学生既不设法拉拢,也不拒人于门外。凡为求学而来的人都认真接待,凡认为没有必要留下来继续学习的,而非要离去的人也不要强加挽留,让学生自愿来去。

  唐朝韩愈的《师说》“圣人无常师。”汉语成语中有“教无常师”,指受教育不必有固定的老师;“能者为师”,会的人就当老师;“一字师”,订正一字之误读,即可为师;“学无常师”,求学没有固定的老师。因此,世人不可把教师的权威绝对化,学生对老师没有必要“从一而终”。

  二是在教学关系中师生地位平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批评颜回“回也无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即:不会在教学中对老师所授提出不同意见,激发教师的思想火花,实现教学相长。

  韩愈《师说》认为:“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因此,教师不能拥有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意识。

  南宋的朱熹认为,教师发挥其作用的有效途径是对学生作引导,而不是灌输。引导应遵循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示之于始”,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使自己的日常行为具有做则的示范作用。二是因材施教,即根据“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

  明初的理学家薛瑄针对当时一些教师“骄且吝”,提出批评,告诫教师要“谦虚而恒若不足,勤励而思以及人”,不要“负恃其才”而自满骄傲。

  汉语成语中有“冰寒于水”,指后来居上。比喻学生胜过老师。还有“青过于蓝”“青蓝冰水”等,都是表示学生可以超过老师。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符合“道”的要求,才能担任教师,如果不符合“道”的要求,学生则可不听老师的。

  孔子说一个人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有道而正焉”,所以主张“当仁不让于师”,即:在实现“仁”方面,学生不必对老师谦让。因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东汉扬雄认为“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应是道德模范,必须做到“言不惭,行不耻”。

  隋朝的王通提出“度德而师”,拜师先要看其品德如何。而“德不在年,道不在位”,有德者不在于年高,有道者不在于权位,“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

  韩愈《师说》更明确地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汉语成语中有“百世之师”,指才德高尚而永远可为人师表的人;“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经师指古代教官。人师指为人师表的人。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容易遇到,为人师表的人不容易遇到;“尊师重道”,尊重老师的目的是追求“道”。

  中国古代学者主张学生对老师要百依百顺的论述很少,属于非主流观点。目前只看到儒学异端荀子和杂家有此言论。荀子在《荀子·修身》中强调学生对老师的服从,主张“师云亦云”。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叛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不依师法的背师之人,人人都应唾弃。战国杂家主张学生应当“事师之犹事父”(《吕氏春秋·劝学》)学生要尽心尽力侍奉老师,“生则谨养”,“视御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软;临饮食,必蠲絜,善调和,务甘肥”,“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这种师生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汉语成语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出自伪托姜太公所著的《太公家书》。由于语言通俗,被认为“浅陋鄙俚”,所以公私藏书家多未注意珍藏;史、志书籍也少著录。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敦煌石窟”内发现了唐人的写本一卷,后被收入《鸣沙石室佚书》影印出版。总之,那种体现人身依附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属于非主流观点。

  而且,尊师无人不赞成,但人身依附却为不少有识之士所批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继承发展了韩愈《师说》的观点。他在《广师说》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那些无“传道、授业、解惑”真才实学,却又好为人师表的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人师”,都是科举制度造成的。“自科举之学兴,而师道亡矣。”士子为“势力所诱”,纷纷钻营投靠各类“举业之师”,其名目繁多,“有句读之师,有举业之师,有主考之师,有分房之师(大约是阅卷老师),有举荐之师,有投拜之师”,“老师门生之名,遍于天下”。于是,形成“师道多端,向背攸分”,古之“事师之人”、“慎师之道”丧失殆尽,投机冒名追逐利禄之徒应之而生。黄宗羲在《续师说》主张“苟无其德,宁虚其位,以待后之学者,不可使师道自我而坏也。”

  因为主张学生对老师要百依百顺的观点不居主流地位,所以,在近代以来对纲常名教的声讨中,罕有批判古代师生关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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