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南渡北归》，缘起于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让我对大师满怀崇敬，但那种崇敬原本仅限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人文情怀。直到在感慨与唏嘘中读完《南渡北归》这部鸿篇巨著后，才发现震撼人心的不只是个人的学术研究和人文情怀，还懂得了为什么有些人已去、有些事已毕，但大师风范却长留人间。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大时代，可谓悲壮又悲怆，还有无尽的悲愤、悲凉与悲伤。那是一个大师云集、学人荟聚的时代，才子佳人尽演风华绝代。那更是一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从北方到南方，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军事到文化、学术，从国家兴亡到民族荣辱，从定国安邦到教书育人，从民族大义到个人节操，有悲情哀叹又可歌可泣，让人荡气回肠又扼腕唏嘘。

　　其中最让人感慨的是，在那些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责任与担当从未因烽火连天的战乱而被抛诸脑后，对文化科技的研究热情，从未因物资的匮乏等艰难困苦而有片刻偏离和松懈。在硝烟弥漫中，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考古人员依旧在田野间进行发掘工作，其发掘规模之浩大和发掘所得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贡献令举世震惊。在撤往西南的长途跋涉中，教师们借机开展实际教学，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对风土人情进行写生。在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时时在空中盘旋，轰炸越来越密集的日子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边“跑警报”一边继续上课，硬是在战火纷飞中安下了一张书桌。期间，蒋梦麟在地下防空洞中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陈寅恪拖着病体，借着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完成了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济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查清川南一带流行的疾病“麻脚瘟”的病源并降服病魔；童第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撰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在简陋不堪的实验室里创造佳绩；梁思成、林徽因在经济窘迫、病困交加中完成《中国建筑史》；梅贻琦在偏僻乡村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胡适、傅斯年、金岳霖、夏鼐、陶孟和……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学术成就，这些在坎坷动荡中始终执着于学术事业，致力于文化传承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操，都让人由衷地敬佩。

　　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那一幕幕动人的历史时刻，早已走进历史深处，如今我们只有在书卷中回味往昔，一如追忆昨夜长风。尽管当年的人已去，尽管当时的事已毕，但他们的风范长存，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同时，应该感恩今日和平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衣食无忧的我们在岁月静好、窗明几净的舒适环境里，更要珍惜时光，勤奋精进。我们不仅要追溯大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风采，更要秉承大师们为国为民的胸襟和情怀。（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交通运输局监察室 高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