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此后的一百余年，其经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逐步登上封建社会的辉煌顶峰。政治上，不仅恢复了隋朝的南北一统局面，更在版图与威势上超越秦汉；经济上，缔造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欣欣向荣之局；文化上，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一时俊才云蒸，而科举的行卷、温卷与诗赋取士制度亦促进了诗歌、小说的长足进步。此外，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文化交流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根植于如此优渥的外部环境，兼之文学自身的内部演进，唐诗登上历史舞台，并以其“神来、气来、情来”的风神气象与盛世唐朝同美共生。
盛唐诗歌蓬勃的朝气，是民族强盛特有的精神风貌
盛唐诗歌最为打动人心的是那蓬勃的朝气，它是民族强盛特有的精神风貌。“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挚友行将远赴西南，从此山高水阔、各安一涯，复念二人飘零，俱因宦游，更增伤感，但王勃偏偏于此笔锋一转，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此二联虽由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懃。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数句化裁而来，却无曹诗的沉郁与克制，而是“一气贯注，如娓娓清谈，极行云流水之妙”。曹植言“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是一种历尽世事沉浮又终究无可奈何后的自我慰藉；王勃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却是基于青年人的乐观、自信，直抒胸臆，这是令人欣羡的少年意气。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这首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调动了明月、江水、落花三种典型的诗歌意象。霜天孤月亘古高悬，滔滔江水奔流不息，让人在浩渺无穷、深邃永恒的宇宙面前，顿生渺小、短暂之感。繁花飘零，总引人生起春光不再、青春易逝的隐忧。但作者不仅没有就此消沉，反由感叹人生转为讴歌“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讴歌人们对幸福的憧憬与向往，所谓“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如此一来，《春江花月夜》“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它迥异于“魏晋时代人命如草的沉痛哀歌”，亦不同于杜甫饱经世道乱离后的现实悲痛，而是流露出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感伤、惆怅的激励和欢愉”。因此，虽然作者拈出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样发人深省的千古名句，诗歌的整体风格却“仍然是那样快慰轻扬、光昌流丽”。可谓是盛唐的青春旋律。
盛唐诗歌体现出非凡自信与进取精神、功业意识
唐诗中的蓬勃朝气主要体现为非凡的自信。“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郭震微时作《宝剑篇》，借龙泉蒙尘抒发不遇之感，然细玩其末二联“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不仅绝无怨怼，反倒豪气干云、自信非凡，无怪乎武则天读后大为赞赏，“令写数十本”，遍赐朝臣。自视甚高的高适早年身处“今日相逢无酒钱”的糟糕境遇，面对“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的恶劣环境，然送别友人时犹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不仅鼓舞对方，亦兼以自勉。可见此后风云际会，“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并非无由。唐人素喜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劈头即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似极苍凉，颇寓感慨，然旋云“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便“若鹰隼摩空而下，盘折中有劲疾之势”。尾联“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乍看悲伤，实则“碑尚在”云云正暗合邹湛答羊祜之语“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而今日“复登临”的“我辈”正是同样以“必与此山俱传”自期。清人徐增评此诗说“‘我辈’二字，浩然何等自负”，可谓道得作者心事。与此类似的，还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表面看来，此诗充满生不逢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愤慨，但这种感情正是源于陈子昂的强烈自信与现实的反向撕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早已逸出个人得失的范畴，陈子昂将其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表达的系“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它豪壮而并不悲痛”，其内核仍是蓬勃向上的盛唐精神。唐人卢藏用说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洵为知言。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与唐人的非凡自信紧密关联的，是诗歌中溢于言表的积极进取精神与时不我待的功业意识。“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是“初唐四杰”之一杨炯面对外侮时的内心独白，其中不甘为书生的呐喊几乎可视为唐人共识——边塞诗先驱陈子昂“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然“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祖咏远眺蓟门，但见“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遂生“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之念；即便降及中唐，病弱如李贺，犹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言。集中体现唐人进取精神与功业意识的是边塞诗派。作为盛唐豪侠型诗人的代表，“七绝圣手”王昌龄誓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岑参笃信“功名只向马上取”，为实现建功报国之愿，他曾随军远赴天山南北、昆仑、阴山一带，“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寒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生性乐观，所去又多为人所未至之地，故其诗歌侧重表现异域风情与浪漫情怀。试观其写雪域沙暴“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写两军交战“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皆体式独特、下韵灵活、比喻新奇，富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仿佛在用诗歌进行随军式的报道。再观其《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记边塞苦寒“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录西域异闻“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皆作意好奇，完美诠释了“神采飘逸”的盛唐气象。岑参的乐观、浪漫以及他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正是盛世下个体无限激情与蓬勃朝气的具体显现。高适“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遂远赴边关报国，“浅才通一命，孤剑适千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与岑参一样，边塞生活使高适得到了极大的历练，后来他参与平定分裂势力，以功业封侯，实现了“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的夙愿。“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高适、岑参的传奇经历充分说明，“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盛唐气象是一种精致、华美的蓬勃，李白将其发挥到极致
当然，最能够于诗中表现盛唐气象的还要属“诗仙”李白。试观其《上李邕》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气势充沛、意象壮美，字里行间流露出非凡的自信。再看其《古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竟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比为孔子删定六经。复观其《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种话，不仅同样处于盛世的两汉人绝不会讲，亦非宋元以后人所敢想象，它只属于盛唐，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李白式”诗歌。盛唐气象是一种精致、华美的蓬勃，而李白将这种蓬勃发挥到极致，他几乎忽视传统和现实，一任个性的张扬。面对帝王征召，他“仰天大笑出门去”，自信“我辈岂是蓬蒿人”，而与玄宗相处之际，又“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平交王侯，“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藐视权贵，“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面对易逝韶华，他倡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亲临“难于上青天”的人生歧路，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面对边疆战乱，他不顾“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的恶劣环境，“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面对汹涌的安史叛军，年近耳顺的他毅然从军，“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被世人誉为“谪仙人”，这一称呼是十分形象的隐喻，即：李白固然是大唐盛世的骄子，他属于这个非凡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他又像是盛唐文化的“外来者”，是传统和时代都牢笼不了的诗人。李白那“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的洒脱胸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非凡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独立人格，“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永远映在后人的心里，成为“中华民族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总之，在千百年后仍令人倾倒的盛唐之音中，我们看到了“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和“蓬勃向上的朝气”，而这些恰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要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唐诗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将持续发挥其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作用，成为涵养中华民族向上向善力量的重要源泉。（作者：李浩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