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的法治格局，使建汉之初的统治阶级面临法治的短板。以肉刑为代表的刑罚体系，背负着暴秦和亡秦的恶名，更成为汉文帝时期除肉刑的现实考量。其实，早在汉高祖入关中之际约法三章即已开始对秦严刑酷法的背弃，文帝此举正是应势而为。

　　《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刑法志》均记载了汉文帝的《除肉刑诏》。《除肉刑诏》全文仅一百六十余字，篇幅虽短，但立意深远，文辞流畅，言简意赅，不仅成为封建帝王诏书中的典范，更是集中反映了汉初以文帝为代表统治阶级的刑罚思想和司法理念，值得认真品读。

　　说到《除肉刑诏》，还得从“缇萦救父”的故事说起。

　　“缇萦救父”发生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当时的齐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被处严刑，“诏狱逮徙系长安”。淳于意之女缇萦随父进京，并上书文帝，“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妾愿入身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也。”文帝“怜悲其意”，遂下《除肉刑诏》。

　　《除肉刑诏》全文如下：“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笔者阅读《除肉刑诏》后，对汉文帝的法律观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表达了对刑罚文明化、轻缓化的追求。诏书以上古之治作引，说传闻有虞氏帝舜时代将“画衣冠异章服”作为惩戒，让人们穿着有特殊标志的衣冠作为耻辱刑，而民违禁犯禁者少，治理秩序井然。文帝称这种状态为“何治之至”，体现了文帝对刑罚文明化、轻缓化的追求，以及对传说或是理想社会治理状态的向往。

　　二是反思了重刑对“奸不止”的治理效用。汉初有鉴于秦朝繁法苛刑，着力推动“约法省刑”，曾有刘邦“约法三章”的故事。至汉文帝时，肉刑仍有三种，即“黥、劓、断（左、右）趾”。黥、劓、断趾都是相当残暴的刑罚，按照常理，如此重的肉刑应该对潜在的违法者会形成极强的震慑，但当时“奸不止”，残暴的刑罚未能有效地禁奸止暴，问题根源在哪里？汉文帝反问“其咎安在”，并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是因为自己的德行浅薄以及各级政府教化不明、教导的方法和措施不够到位的原因，文帝表示“甚自愧”。作为当时最高裁判者，文帝能主动认识到不足殊为可贵，这种反躬自省的精神，也值得当代司法工作人员学习。

　　三是强调了对罪犯改造的重视。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表明文帝重视对犯罪人的教化预防以及对犯罪人的改造，反对“不教而诛”，断绝罪犯改造之途。肉刑一旦实施，不仅会损伤肉体，更会给犯罪者留下永久的心理印记，有辱犯罪者的社会评价和尊严，不利于犯罪人的改造。改革肉刑对当时保存和恢复社会生产力，也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一味地追求重刑主义，残损罪犯肉体，并不能有效促进社会治理，也不利于调整统治关系，难以有效维护社会的安定，甚至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

　　四是体现了以民为本、亲民恤民的司法理念。文帝以《诗经》中“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自比，强调要像父母一样关心爱护治下的老百姓。文帝对施加给罪犯的刑罚感同身受，颇为不忍，表示“朕甚怜之”，遂用劳役刑、笞刑、死刑代替了此前残酷的“黥、劓、斩趾”肉刑。这启示我们，司法者办案时要用心用情，要“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像机器一样机械地没有温度地执行法律，要主动拉近与案中人的距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司法者的能动性。

　　汉文帝的《除肉刑诏》拉开了以肉刑为核心的奴隶制五制向封建制五刑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肉刑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但“重刑主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需要我们审视和警惕。同时，法律并非万能，当法令对某类社会问题屡禁不止时，我们或许应该反思问题背后的成因和根源，在保持法律治理定力的同时，积极地寻求其他治理策略，通过综合施策强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