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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二律背反的中国式救赎
2021-03-02 17:12:00  来源:检察日报

  人生,究其竟是自由的还是命定的?这道题恐怕就像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永远无法被证明,只能靠信。

  意志自由。对康德的这个假设,作为法律人基本是没办法不信的,因为人的行为总要有个应不应该,如果你信了决定论,一切都成了命中注定,这个“应该”就是假的,道德上的褒贬,法律上的奖惩,也就都成了假的,至少会很虚。

  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受控于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必然起作用的法则,所以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在这个领域,不存在自由问题;在康德看来,人同时又是理性的存在物,但理性法则起作用,得靠人自觉地认识到它并依照它去做,所以说理性法则是一种应该但不必然的法则。谈应该,就是道德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有了自由和尊严。

  幸福论与动机论是西方伦理学的少林和武当。幸福论认为,追逐利益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的一切行为也都是利益驱动的,所谓道德,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过分外在化的标准忽略了人的内心,显然不能令康德满意。康德的伦理学是典型的动机论(义务论),他认为,为了某种目的去做的行为(作为手段的行为)并不具备道德价值,只是出于一种假言命令;只有出于理性本身的要求,目的与手段合一,才符合道德法则,才是定言命令。

  定言命令应当符合哪些条件?康德给出了他著名的三大公式:一是普遍性公式,要只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有点像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质料公式,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和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看作手段——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近代法治的基本思想;三是自律性公式,如果我们的行为所从出的目的是对所有有理性者都有效的目的,即理性自身的目的,这意味着理性在为自身立法,所谓自由就是出于自身内在必然性去行动,自由即自律。

  康德的三大批判中,《实践理性批判》是指向实践,作用于人的行为的,但诚如王国维所言,他构筑的“高严之伦理学”可爱而不可信。实践理性会导出它自身的二律背反:道德出于理性,是无条件的;而道德行为一经做出,就要受自然法则约束,道德的实现也就成了有条件的。道德行为不一定能获得幸福的结果,好人未必有好报,德福该如何统一?完满的善何以实现?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必然的自然界和应然的人都伟大,但二者如何才能得到协调,康德最终也没有做到。不过他不必为此承受过重的煎熬,因为除了意志自由,康德还有另外两个假设: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他有宗教信仰,一切交给上帝。

  这样,尴尬问题总算勉强安顿了,那康德学说是否足以用来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秉承这样的精神去闯社会,追求人生幸福,甚至去创造一番功业,会怎么样呢?

  满脑子“应该”而想去改造世界的年轻人,往往都很清楚自己不愿做什么。转了一圈,如果想做的做不了,不愿做的仍是不愿,可做的也就很有限了。

  对此康德似乎有点无能为力,但他自己也不必介意,因为他一生未婚,也几乎没走出过他的小镇,自可在理性思辨中获得莫大乐趣。但,果真如此吗?好像还有点不大令人信服:相信除了哲学,康德同时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这种靠理性思辨构筑起来的理论大厦,搬到现实生活中很难矗立不倒。据说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感情的力量是理智的25倍,这个数字当然不一定准,但足以说明问题:人心有知情意,人身需要衣食住行,仅凭理性很难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是西方了不起的理性论大师,但还不足以跻身人类思想史上少数几个“通天教主”的行列。

  我们试想,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走进社会,如果他的满脑子的“应该”连连受挫,但他并不愿意像康德那样沉浸于自己的观念世界,又不想放弃他几乎与生俱来的“应该式”人生方向,更糟糕的,他还没有康德的上帝,那他的幸福与欢乐该从何寻找?激情萎缩活力凋丧的颓势又该如何扭转?

  重新整合灵与肉、理性与情感的关系,调整应然与现实、人与我之间的紧张度,恐怕是唯一的出路。

  回家看看呢?

  “知其不可而为之!”

  多么强劲的意志力,多么纯粹的义务论,决绝程度一点不逊于康德。

  那么,孔子是怎么承担的,又是如何负重前行走进现实的?

  四个字:兴、观、群、怨。兴是热忱的情怀,观是冷静的判断,群是入世的意识,怨是批判的精神。

  这四个字对丰满的人生都是必需品,但如何配比,怎么协调,何以串联,这就是一个人自我设计、自我建设、自我完善的过程,就像人生需要自己过一样,这件事难道可以交给别人吗?舍得给吗?

  积极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便是一场昂扬的人生!

  并且,孔子的人生虽然充满颠沛波折,心中却时常充满快乐:学而时习之,乐;有朋自远方来,乐;雅颂各得其所,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乐;饭蔬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人不知,亦不愠。孔子的快乐出于一体之仁:可现于理性,亦可现于情感;可现于精神,又可现于肉体。

  从仁里发出的,还会有严厉的怒与恶: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在孔子看来,道德义务同样是无条件的:知其不可是命,为之,也是命。一个是遭遇,一个是使命。面临这样极端的状况,真正的儒者会拿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行动力,这也许就是知行合一的儒者与西方学院派哲学家的分界点。

  康德构筑了巍峨的二元哲学大厦,孔子则抓住了根本的价值核心——仁。

  孔子与康德都是活于应然的人,但儒者的人生样态显然更为丰富:

  “得坻则止”,这样的生活姿势也许更助于提高自身重塑的质量。

  “乘流则逝”,安知哪天我不能带着光走出来?

  编辑:吴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