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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如初雪般干净”?
2021-03-02 17:14:00  来源:检察日报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也是人们共同追求的普遍价值。就刑事司法而言,公正的实现,有赖于侦查、起诉和司法审判等各个部分的合力,而作为刑事诉讼的发起者,负责搜证、调查的警察往往又具有源头性的作用,如果刑事司法的源头遭到“污染”,那公正的结果很难实现。纪录片《一罪四审》(亦名《第四次审判》)正是深入剖析了个别“黑警”的基于种族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追根溯源地回顾了罪案调查的“前景”与后续,进而展现出一起错综复杂的冤案背后的生动故事。

  故事还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波士顿说起,那是在某个午夜时分,沃尔格林药店外的停车场,警察约翰·穆里根被人发现中枪身亡,配枪被偷走。凶手在穆里根的面部连开数枪,贯穿枪伤形成十字形状,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行刑式”的谋杀,显然凶手与穆里根有着深仇大恨。穆里根在警局隶属于缉毒组,曾逮捕了大量的罪犯,再出庭支持公诉,甚至还因此申请了加班费。这么一位勤奋的警察,遭人嫉恨是很自然的事,加之警察之间的惺惺相惜,使得这起谋杀激起了警察群体的共同义愤,穆里根的葬礼更是非比寻常,甚至加州之外的警察都赶来,为他送行。警察们发誓,要尽快找到凶手。

  围绕着穆里根被杀的犯罪现场,洛杉矶警察们展开了一系列取证和调查,并专门请来了顶级犯罪证据专家,对穆里根的车内外进行了细致的搜检,连一根头发都不放过。此外,警察们开展走访,寻找目击证人。很巧的是,在调查此案期间,发生了另外一起凶杀案,警察在询问相关人时,一名叫肖恩·埃利斯(Sean Ellis)的黑人青年浮出水面,警察不过是无意中问起穆里根案,他诚实地回答当时在场,是去药店替哥哥的孩子买尿布,结果,警察很快将他作为重大嫌疑人予以调查。

  除了埃利斯自认在场的事实,时年19岁的桑切斯(Rosa Sanchez)是关键目击证人,她曾于案发当晚去药店购买肥皂,她向警方作证说,出来经过穆里根的车时,看到一个黑人蹲在车门外,旁边还有两个黑人在打电话。后来,她又指认了埃利斯。随后,在对埃利斯女友蕾迪雅沃克的询问中,获得了埃利斯拿回两把手枪的信息,并通过地毯式搜查,找到了两把枪。有了人证、物证,埃利斯的案子很快进入了起诉、审判程序。

  埃利斯的律师介入后,发现了警方调查、证据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手枪上、车窗上没有埃利斯的指纹;更重要的是犯罪动机,穆里根在街头执法得罪了那么多毒贩,仇视他的人很多,但埃利斯高中毕业不久,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缺乏行凶杀人的动机。在之后的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中,辩护律师充分地阐释了这些疑点,为埃利斯作无罪辩护,导致陪审团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审判以无效告终。第三次庭审时,检方调整了控诉策略,对有疑问的人证、物证的展示也作了修饰,终于说服了陪审团,最终埃利斯被判终身监禁。

  如果不是调查该案的多个警察后来因腐败事发,埃利斯很可能要在监狱度过余生。入狱近二十年后,埃利斯获悉了警察的腐败,也幸运地找到律师罗斯玛莉(Rosemary Scapicchio)为他辩护,案件终于出现了转机。罗斯玛莉对全案的证据作了核实,并仔细梳理了案发前后的时间线,发现了诸多疑点:穆里根生活奢靡,有八套房产,开着雪佛兰科尔维特的豪车。关键证人桑切斯竟然是穆里根的同事——肯尼斯(Kenneth Acerra)的女友的侄女,她在初次指认埃利斯时并没有认出他,而是经过肯尼斯等人的“提醒”后,才指认成功。而肯尼斯同样是波士顿警局腐败案的案犯之一,他后来在法庭上认罪以换取减刑。

  另外一位证人,也是穆里根的女友米切尔(Michelle Hagar)曾作证凶手另有其人,但警方没有继续追查,也未允许她出庭作证。更重要的,罗斯玛莉律师发现了穆里根大量虚报加班费、敲诈毒贩被投诉的事实,由此她推测,穆里根的好友罗宾森等人积极介入调查,并非是出于义愤,而是想要掩盖他们一同腐败的事实,让刑事调查尽快结束,埃利斯就成了替罪羊。基于这么多令人怀疑的调查,以及非正常程序获得的证据,对埃利斯审判的公正性基础受到动摇。

  2015年,萨福克郡法院法官以埃利斯未得到公正审判为由,允许案件再审,不久后,埃利斯被保释出狱,此时他已经入狱22年。负责此案的警方、检方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案件被上诉至马赛诸塞州最高法院,理由是人证、物证俱全,警察腐败并未影响证据的效力。罗斯玛莉律师则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检方的说辞,以及证据链条的漏洞,最终保释的裁断被高院维持。

  在准备第四次审判期间,波士顿的地方检察官换届选举也在进行,新任检察官的态度成为关键。警察们支持的是一位白人,但在更强大的民意支持下,黑人女性瑞秋·罗林斯当选,她支持平权,表示会将埃利斯的案件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在此情形下,原检察官提前辞职,临时接任检察官经过讨论,决定尽速结束埃利斯案。不久之后,新闻发布会召开,检方认为埃利斯的罪行仍然存在,但由于负责调查的警察相继因腐败渎职涉案,因此减损了证据的效力,故决定不再起诉埃利斯,也就是说,该案以模棱两可的方式结束,既没有还埃利斯清白,也不再追究其刑责。

  尽管起诉被检方撤销,洛杉矶警方仍然认为埃利斯就是杀害穆里根的凶手,凶案组前组长爱德华受访时说,这个案件“如初雪般干净”,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警察贪腐,埃利斯就是犯了谋杀罪。

  埃利斯并非个例,他之所以被构陷,是由于美国部分白人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波士顿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城市,它不欢迎黑人,他们被看作是潜在的犯罪者。就在埃利斯案四年前,白人斯图尔特谋杀案,经过警方调查后,“认为”是黑人所为,对黑人社区采取侵入式执法,造成另一起冤案。黑人团体奋起抗争,呼吁审查警察执法工作,消除种族歧视。埃利斯被构陷也是如此,因为他当时看起来年幼无知,更因为他是黑人。

  埃利斯冤案的最终反转,有黑警腐败曝光的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而后者对司法公正而言更为重要。在司法体系中,检察官原本是作为法律监督机构存在的,故在一般情况下,即便个别警察腐败,也有制衡力量存在。但在埃利斯案中,基于同样的种族主义偏见,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也认定埃利斯就是犯罪者。因此,在罗斯玛莉接手这个案件准备第四次审判时,想要调取检警的内部文件困难重重;她甚至援引《信息自由法案》多次发起诉讼,才取得了部分资料。尽管如此,罗斯玛莉律师在发起重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再次说明,防止司法冤错,律师的作用不可或缺,而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也需要刑事司法制度、机制的健全,充分保障律师的阅卷、调查等权利。

  此外,信息透明及媒体作用的发挥,也至关重要。穆里根、罗宾森等人的贪腐旷日持久,受害者也屡屡提出控诉,但到了警局后就不了了之。最终是《波士顿环球报》的调查报道披露了穆里根等人的腐败事实,这也为埃利斯案带来了转机。埃利斯小学同学马克的母亲艾莲·墨菲(Elaine Murphy)也是一位作家,获悉了他的故事后,专门去监狱探望他,还在报纸文章中回忆了埃利斯的童年,以及这场悲剧到底错在哪里。她坚信,埃利斯不可能杀人。不难发现,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固然重要,但最终引导我们通向公正的,还是检察官、法官、律师、记者、作家……那一个个有良知、有共情力、有正义感的人。

  编辑:吴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