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地铁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巨幅肖像
1850年至1859年这个十年，是俄国历史悄然巨变的十年，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成长的重要十年。这十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路历程，我们固然可以从他的经典《死屋手记》中管窥一二，但笔者更建议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中挖掘陀氏这珍贵的十年深处的意涵。
审时度势，催生萌芽。尼古拉一世发动大批农奴以触犯刑法为手段解脱与旧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所谓“人身自由”的旗帜下免费为尼古拉一世去西伯利亚开疆拓土。在思想界，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平息后，一方面，赫尔岑等旅欧俄侨知识分子思想受到很大冲击，“斯拉夫派”逐渐在俄国思想界占据上风，而另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等人代表的激进势力也在崛起。待到1856年至1860年间，俄国新办报刊数量达到150种。各种声音、各种势力都在摩拳擦掌。即使在万里之外的西伯利亚，作为服刑和服役人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放过一切机会和渠道去了解、掌握“两都”（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文学圈动向，甚至寻找康德、黑格尔哲学书籍。审时度势的陀氏明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和讨论俄国问题，就要以俄国传统价值观念为“体”，外国哲学思想为“用”，坚决捍卫俄国传统价值的陀氏借助著名科学家、生理学家卡鲁斯，意在论证这样的主旨：生存、生活都须在意识的高级形式与无意识力量、“良心”之间保持均衡。均衡就是韧性，就是根基力量所在。也就是在这个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派”思想产生了最初的萌芽。
此心安顿，思想成长。当然，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阐述的那样，囚禁生活是带有无时无刻的强制性的，既然必须面对，不如做一番“此心到处悠然”的安顿。应该说，这十年对俄罗斯底层人民的抵近观察和对自身病痛的反复经历，让陀氏体察良多：
其一，是对当时俄罗斯社会主体的认知。大多数农奴犯人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的鄂木斯克要塞班房的主流群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们观察的结论是：底层罪犯没有道德悔罪感，他们认为自己走向犯罪道路是拜社会环境所赐；底层罪犯之前恶语相向是其正常交往模式，打架的底线是不进行群殴；底层罪犯有自己的立场、意识、诉求、交际圈，并有彼得罗夫等自然领袖。这一认定带来陀氏的两项转变：在短期内，陀思妥耶夫斯基模仿其他贵族做到了对农民犯人的不主动示好（保持阶层距离）、不拒绝友谊（亲和彼此关系）、不刻意作态（留下权威痕迹）的稳健策略。在以后的岁月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罗斯的爱国者”，是以能够领导全世界（至少是全欧洲）的俄罗斯的爱国者为内涵指归的。热爱俄罗斯，就应与她的主体农民兄弟相融，陀氏笔下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也从退伍军人转变为农民马列伊。马列伊目送幼年陀氏的目光充满仁慈的力量。无疑，这种强大沉稳的高端灵魂力量植根又脱颖于底层“淤积”“污秽”，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其二，是对人性复杂程度的深度思考。特别是权力的“魅力”让人下意识地失去理性的控制，粗鄙冷酷地对待与自己一样是血肉之躯的另一个人。这样的原型，被刚刚回归俄罗斯欧陆地区获取创作自由的陀氏迫不及待地写进了《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们》，化作自我膨胀、圣化，逃脱了压迫而又成为压迫者的卑劣小人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另一名以冷酷无情、意志顽强并以此自豪的强盗头目奥尔洛夫最终演绎为《罪与罚》里的那位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雏形。班房生涯还让意识敏锐的陀氏发现：无时无刻与他人面对面的共同生活、毫无私人生活时空的自由丧失状态无疑是对人最大的折磨。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了他后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罪与罚》关于西欧思潮渗透下建立起来的新帝都圣彼得堡氛围的描绘中。《罪与罚》中普利赫里娅·亚历山大罗芙娜将圣彼得堡形容成了密不透风的棺材。十年班房生活的哲思体验和对西欧思潮的深刻反思就这样被陀氏作为创作素材，信手拈来地出现、融汇在他的巨著中。
其三，是对个人际遇的泰然处之。癫痫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理和心理上吃尽苦头，新婚燕尔之夜真性癫痫病的发作更在实质上摧毁陀氏期盼许久的美好生活。然而，陀氏的天赋使之总是有办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陀氏巧妙借助“斯拉夫派”逐渐成势背景下东正教“天与地的统一”理念，将他在与弗兰格尔共居塞米巴拉金斯克“哥萨克花园”时期星空下幻想的安慰、癫痫发作时体验到的打量造物主全部居所那一秒的“生命最高综合体”“生命最高感觉”式的体验加以深入思考、升华和提炼。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回避癫痫病发作时痛苦与危险的现实，同时又坚称：担心警觉而不绝望，这种心理阅历的反复、辩证的执守即信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匠心独运的安排下，能够直达天意的癫痫病人及疑似患者，包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涅莉、《白痴》梅什金公爵、《罪与罚》“超人梦想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斯梅尔佳科夫……又跃然纸上，成为流淌于陀氏文学群岭中一道蜿蜒不绝的特别河流。
土洋结合，聚沙成塔。有了厚实的哲思、丰富的体验作为积淀，在创作中将这些哲思、体验传神地呈现给世人，则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天赋来担纲的。
总体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梦想就是做一位类似《舅舅的梦》K公爵的“土洋结合”的“严肃”的“叙事者”。所谓“土洋结合”，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俄罗斯传统道德观念和欧陆价值观念并存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空间。从创作《舅舅的梦》开始，陀氏的主要手段就是用“编年史”路径（时间直线向前的欧式思路）揭示铁律无情的真实生活对华而不实的“理想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揭示了“两种人”的双重性。第一种人以《舅舅的梦》罗斯塔涅夫上校为代表，他既是道德领域的理想性人物，内心同样存在着某种比“堕落者”高人一等、恩人自居的心理架势。这一心理架势即使在后来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东正教化身的阿廖沙评价“澡擦子”上尉行为的一段自我内心反省中也被提及。第二种人以《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们》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为代表，他曾经是受压迫者，好不容易逃脱了压迫后又逐渐自我膨胀、圣化，最终成为压迫者、卑劣小人。而在这位奥皮斯金身上，我们还能看到后来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中某种平时颇为理性却又能因“个性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以某种方式肯定自身”的人物形象雏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阶段探索的故事情节展开方式就是“将表达一个想法的许多小的片段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能力收集、融合社会各阶层、各流派中蕴藏的良多创作素材，并结合自身丰厚的生活阅历，将它们融汇在一个迅疾、紧缩到让人根本无法喘息安静的氛围空间，“把它们编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诞生出的更有张力的道德形象必然会代替1840年代滥觞的西欧理性范式指导下的社会“生态素描”。陀氏文学终于开始显露其锋芒。
自强不息，柔顺利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总结这段十年往事时说过：信仰是希望，是心理的、感情的，有纠缠、恐惧、颤栗。担心警觉而不绝望，这种心理阅历的反复、辩证的执守即信仰。纵观这十年，有经受假死刑的极端刺激，有独自面对兄长米哈伊尔整整四年音信全无的深度焦虑，有班房里各种出乎意料的事件遭遇，有当上列兵仍要面临兵团夹道棍刑伺候的诧异，有好不容易收获美好姻缘而在新婚之夜真性癫痫发作的功败垂成，也有回到圣彼得堡后发现昔日其亲自参加的激进小组头目斯佩什涅夫已然重返官场的现实……生活的问候接连不断，此起彼伏，而且显然也没有停歇之迹象。不过，这些上苍赐予的磨难体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的不是“伤痕文学”的哀哀戚戚，而是一番茁壮成长。正如《周易》所云：“刚柔始交而难生。”陀氏在婚姻遭受巨大挫折后写信给多年好友迈科夫说自己仍旧“勉力向前”。这个“勉力向前”既是《周易》“乾”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是“坤”之“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厚德载物”的韧性。他在给迈科夫的信中凝练这些年的心路体验写道：“更多信心，更加团结，如果还有爱——那就无事不成！”
前所未有的大时代赋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跌宕起伏的青春。陀氏也终于因为自己的信仰、坚韧和天赋有了自己颇有影响力的《时代》月刊及后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冬天里的夏日印象》《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正如后世的那首苏联歌曲《歌唱动荡的青春》所唱：“只要我还能行走，只要我还能张望，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一定要向前……任凭它雪下得紧，任凭它风吹得狂，星星闪亮飞跃黑色夜空，我的心儿向着动荡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