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著作

　　2022年6月24日，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张思之先生与世长辞，引发悼念与追忆热潮。机缘之下，读到了张思之先生的作品《我的辩词与梦想》，诸多感慨萦绕于胸，抒而后快。

　　张思之（1927—2022），1947年入读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5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官、第一代律师。1957年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80年，53岁的张思之重返律师界，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组组长。

　　《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收录了张思之先生的40篇辩护词，刑辩为主兼有民事，既是精彩的法律文书，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于被告人，这些辩词条分缕析、据理力争；于社会公众，这些辩词充满力量、启迪民智；于刑事诉讼构造另一端的检察官而言，辩词中的职业良知、专业精神和铮铮风骨，亦是法律人应当共有的底色，令人钦佩，值得尊重。

　　辩词中充盈着法治精神，此乃道。1987年大兴安岭“五·七”火灾，致死43人、伤19人，经济损失2377万余元，时任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控玩忽职守。此案是张思之先生重回律师界的处女作，辩词中就事实提出五点意见，力证指控事实有误，进而指出：“庄学义能否加罪，应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学原理，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要件，绝不能迁就，更不能照顾与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关的外在因素。如果不坚持这条原理原则，而是顾及或者虑及其他因素，这样处理的案件绝经不住人民的检验！绝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在法治文明日臻进步的当下，尊重法律、尊重事实已成为常识与共识，然而在法治建设刚刚起步的历史语境中，如此辩词何等掷地有声！何其发人深省！何般难能可贵！诚如张思之先生辩词所言，“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庄案宣判17年后，在该案另一位辩护律师的持续推动下，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庄学义无罪。

　　辩词中积蓄着专业素养，是为术。纵观张思之先生的辩词，不难发现其“三个善用”。一是善用事实。善于合理、严谨地组织事实，善于从起诉书指控的文字表述中、从公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提炼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细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而否定指控的事实基础。在书中收录的高瑜泄露国家机密、庄学义玩忽职守、郭凯玩忽职守等案件中，这一方法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二是善用证据规则。细读张思之先生的辩词，特别是职务犯罪类案件的辩护词，不难发现其对证据规则的娴熟运用。询问讯问笔录复制粘贴，不符合客观性要求；“司法会计检验报告”并非由具备鉴定资质的机构和人员出具，不具备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被告人有罪供述系通过刑讯逼供取得，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这些案件基本都发生在本世纪初，当时适用的96刑诉法证据一章仅有八条，两个证据规定还未出台，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尚不完备。此种情形下，将证据规则运用得炉火纯青，足见功力。三是善用逻辑。霍姆斯大法官有云：“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但霍姆斯大法官亦不能否定，理性思维和逻辑判断是司法办案活动的基本方法。辩词中，无论是对事实的辩驳、对证据的异议还是对法律适用的抗辩，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灵活运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恰如其分，形成缜密的逻辑体系，再动之以练达的法理情，辅之以高超的辩论技巧，整个论证过程如抽丝剥茧，结论自然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辩词中展露着文字功底，这是器。语言是辩词的“血液”。张思之先生曾言，不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难有好的辩词。因《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张先生荣膺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评价张思之先生以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写出了黄金般的辩词，丰富与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这段颁奖词恰如其分。细读一篇篇辩词，行文或磅礴大气、豪情万丈，或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或简练精干、直击要害，既文采斐然又充满哲思，丝毫没有法律文书常见的枯燥、机械和匠气，弥值所有法律人学习借鉴。

　　张思之先生曾在《辩护词漫话》一文中写道，“每份辩护词都是律师的素质、水平、风格、风度的集中体现，反映着我们的世界观。因此之故，如果我们的辩词一时难成为超群的不朽精品，也应是耐人寻味的拔俗佳作。”公诉词又何尝不是如此？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各处一端平等对抗，看似交战交锋，实则互补互济，双方用各自的观点和语言辨法析理、去伪存真，旨在共同保障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传播法治信仰、涵养浩然正气。我想，这应当就是张思之先生40篇辩词背后的梦想吧。这又何尝不是每一位公诉人的梦想呢？读罢此书，心头涌起一个小小期盼：愿你我共同努力，有朝一日也能结集出版一本《我们的公诉词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