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向敏中在担任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期间，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一个云游四方的和尚初次来到洛阳郊区一个村子，因天色已晚，便向村里的一户人家借宿。屋主以不方便留宿陌生人为由拒绝，但允许他在门外车厢中借宿。

　　睡到半夜，和尚突然惊醒过来，他看见有个盗贼背着包袱，拉着一名妇人，翻过屋墙后匆匆逃走。

　　和尚心想，如果屋主明天早上发现人和财物不见了，一定会怀疑是我干的，不如赶紧离开。于是和尚连夜逃走，慌乱中掉到了一口枯井里。没想到，那位妇人已被贼人杀死，尸体也被抛到了枯井，尸身上的血沾到了和尚身上。枯井很深，四周非常光滑，和尚用尽力气也没有爬上去。

　　第二天一早，屋主发觉后，便循着脚印追踪到枯井边，将和尚当成杀人凶手扭送到官府。一开始，和尚辩解自己是清白的，后来受不住严刑拷打，只得供认自己和这个妇人私通，因怕奸情败露，就把妇人杀掉丢进枯井，但因慌不择路，自己也掉进了井中，凶器和财物扔在了井边，不知被谁拿走了。

　　根据《宋刑统》的规定，杀人等重罪由州府司理院管辖，并且必须严格遵循“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所谓“鞫谳分司”，即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推勘官负责“事实审”，检法官负责“法律审”，两者不可为同一人，目的是“以防奸也”。在推勘与检法之间，还有一道“录问”的程序，由一位未参加审讯的官员，向犯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询问犯人所供是否属实。

　　推勘官在勘验现场后认为，和尚杀人、盗窃，有现场血迹、妇人尸首和屋主的证词为证，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而和尚在面对“录问”时，也承认自己供词属实。据此，检法官认为，根据朝廷律法，和尚应当判处死刑，于是便将报告呈送给向敏中，待其审核之后明正典刑。

　　向敏中仔细审阅和尚的供词后，发现几个疑点：首先，和尚初次来此，与妇人素不相识，他身无分文，如何能诱拐妇人？其次，如果说和尚是持凶器劫持妇人，那也存在疑问——和尚是偶然路过，对屋内情形一无所知，黑暗中稍有不慎就会发出声响惊动他人，怎么能既窃走财物又顺利劫走妇人？第三，凶器和财物至今下落不明，普通人有可能顺手牵羊拿走财物，但怎么可能拿走带血的凶器？

　　带着这些疑问，向敏中决定亲自审理此案。没想到和尚坚称是自己所为，并叹气道：“这都是我前世欠下的孽债，今世也只好偿还，小人情愿认罪，还望大人开恩。”向敏中没有放弃，经过多次审问后，和尚才承认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但是当时天太黑，没有看清凶手的相貌，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怎样才能找到真凶呢？向敏中深入思考后认为，凶手能在黑夜盗窃成功并能挟持妇人，一定对现场有所了解。于是，他派出多名捕快暗中到本村和附近村庄访查，重点放在那些游手好闲、有盗窃前科的青壮年身上。

　　然而办案过程并不顺利，捕快们多次排查，并未发现凶手。与此同时，同僚们都认为此案已是铁案，规劝向敏中早日结案，报提刑司审核。面对重重压力，向敏中冷静应对，他坚持认为，不能排除疑点，就不能给和尚定罪。当务之急还是要加大访查力度，早日找到真凶。

　　经过捕快们夜以继日地排查，案件终于出现了转机：一名捕快在案发地附近的村庄摸排时，偶然听见一个老婆婆在议论凶杀案：“那个和尚真冤枉啊，那妇人是我们村子里的少年某甲杀的，某甲有一次在客栈喝酒后自己承认的。”捕快忙调集人手将某甲逮捕，并在某甲的住处找到了赃物和凶器，某甲只得承认了罪状。

　　原来，某甲家中一贫如洗，靠小偷小摸维持生计。一次在闲逛时，他发现屋主家中财物颇丰，于是多次晚上踩点，摸清了屋主家中的情况。就在和尚投宿的当夜实施盗窃，并持刀挟持了家中妇人，逃出不远又觉得妇人是个累赘，遂将其杀死并抛尸井内，拿着财物逃回家中。一开始，他还有些惶恐不安，后来听说有个和尚顶了杀人罪名，暗自庆幸之下便放松了警惕，酒后说出了真相。

　　最终，某甲被缉拿归案，和尚则被无罪释放。

　　本案记录在《折狱龟鉴》“释冤”卷。《折狱龟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狱讼案例汇编。作为宋代侦查类文集的集大成者，其所反映的鞫情断狱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说案

　　宋代在司法审判方面采取了分权制衡的理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鞫谳分司制度。该制度规定，案件的审理（鞫）和判决（谳）相分离。鞫司只负责案件事实的审理，而谳司仅负责查找适用的法律条文，最后由长官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在这个过程中，鞫司和谳司不得会见沟通，违者重罚，以此防范司法专断和权力滥用，遏制司法腐败。鞫谳分司制度在整个宋代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落实，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鞫谳分司制度设计得再完美，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弊端。一方面，在浩如烟海的案件面前，即使是在文化鼎盛的宋朝，专业司法人员仍然捉襟见肘，加之侦查水平整体低下，很多案件无法及时破案；另一方面，宋朝官员定期面临严苛的绩效考核——磨勘，磨勘制度对于官员任用影响极大，一旦磨勘不合格就不能升迁，如发现违纪情况，相关人等还要受到惩罚。苏轼曾经感叹：“今之君子，增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磨勘的压力可见一斑。

　　本案中，推勘官之所以认定和尚杀人、多次审问未发现案件疑点，也与上述情形有关：人手紧张、时间紧迫，如果不能快速结案，就会被考评为“失职”，影响仕途晋升。面对磨勘压力，司法官员自然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选择——认定和尚有罪，从而迅速结案，哪怕对案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由此可见，即使鞫谳分司制度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如果没有秉持司法公正的理念，没有追求真相的决心，仍然无法避免冤案的产生。

　　相对于同僚们的患得患失甚至草菅人命，向敏中的行为显得难能可贵。他认为，不能完全依赖口供，“士之察狱，苟疑其冤，虽囚无冤词，亦不可遽决。”在发现疑点后，他力排众议，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得罪同僚、影响磨勘，坚持追查到底，最终为无辜的弱者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