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电影《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图书封面

　　1861年6月30日，灿烂阳光铺洒大西洋的根西岛，流放中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兴奋地宣布，历时30余年，120万字的《悲惨世界》完稿。

　　海墨树笔，竹纸花书。这是一轴辉煌的画卷，一部浩瀚的史诗，一种博大的精神，一股摧毁旧世界的磅礴力量。它充满瑰丽炫目的色彩，带着肆意无羁的翅膀，鞭挞黑暗丑恶，描颂真善美，勾画出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华彩篇章，被称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一从大地风雷起，萦纡林壑隐乾坤。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蕴含着丰富的法律命题，放射出璀璨的历史光芒。至今重温，依然撼人心魄，叹为观止。

　　1.

　　《悲惨世界》以苦役犯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感召下重生，警察沙威对其不懈追捕作为主线展开。小说中，米里哀主教是冉·阿让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芳汀是冉·阿让救赎的动力。芳汀有多苦，冉·阿让担负养育她女儿珂赛特的责任就有多重。沙威是冉·阿让走向重生的障碍，是旧制度的守护者。德纳第夫妇是社会的毒瘤，德纳第的大女儿爱潘妮沦落风尘、两个小儿子流落街头的故事情节，丰富了《悲惨世界》的内涵。滑铁卢战役、六月暴动、城市下水道等等，烘托了波谲云诡的历史背景。

　　冉·阿让的苦难源于一起盗窃案件。冉·阿让为了养活姐姐家的7个孩子，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五年，4次越狱累计加刑至十九年。出狱后，他背负苦役犯、危险犯的罪名，找不到工作，无处居住。冉·阿让得到米里哀主教的盛情款待，离开时却偷窃了主教的银餐具。被警察抓回教堂时，米里哀主教反而又送给冉·阿让一对银烛台。他郑重地对冉·阿让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他鼓励冉·阿让：“您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我们应当害怕自己的灵魂，重大的危险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米里哀主教将慈爱和恩典置于律法之上，冉·阿让被感化了。他幡然悔悟，化名马德兰，后来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开设免费药房，救济穷人，并当上了蒙特勒依市长。“当你跑得足够快，耳边除了风便没有了风言风语。”他似乎重获新生。

　　但重生之路并非鲜花铺就，当冉·阿让春风得意时，真正的考验来了。他遇见流浪街头的妓女芳汀，一个受浪荡公子引诱并被抛弃的可怜女人，一个剪了满头金发、拔掉两颗漂亮门牙，将辛苦挣来的法郎寄给暂时收养其私生女的德纳第夫妇的女人。冉·阿让施救不及，在芳汀临死前，答应全力保护芳汀的女儿珂赛特。此时警察沙威也尾追而来，冉·阿让甘冒被认出来的危险，仍然出手救下了马车下的割风老人。最致命的是，一个叫商马第的人被冠以“冉·阿让”的名字正在接受审判，将要重新押回土伦监狱。接踵而至的危机，成为考验冉·阿让救赎的关键。

　　此刻，冉·阿让面临着是否自首承认的艰难抉择：承认，等于失去自由，重回监牢；承认，意味着为了一个人，蒙特勒依城千千万万的人重新忍饥挨饿；承认，小珂赛特的命运无法改变，冉·阿让无法面对曾经对一位多灾多难母亲的承诺。不承认，耳边响起米里哀主教的教诲，自己的良心不安，他的德行会被一种罪恶所污染；不承认，必然面临“他偷盗另一个人的生活、性命、安宁和在阳光下的位子！他正在做杀人的勾当”！

　　在承认便“留在天堂做魔鬼”，不承认便“回到地狱做天使”之间，他还抱有“幻想和假设”的第三条路：“如果我今夜生了大病，明天早上起不了床，救不了商马第，上帝不会责怪我；假设我明天在路上遭遇车祸或拥堵，到法庭时审判已经结束，上帝会宽恕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假如那个商马第本身就是个宵小之辈，上帝也不会让我为了一个歹徒而牺牲自己。”

　　冉·阿让备受煎熬。

　　2.

　　经过一夜翻江倒海般的反复诘问，冉·阿让认为“命运是这样注定了的，自己没有权力变更上天的旨意”，于是在历经马车轮折断、修车借车、走错岔道等一切足以让上帝认为冉·阿让已经尽力的情况下，仍然想尽一切办法、不留下任何借口和托词，当天夜里赶到了尚未结束的审判现场。在这里，冉·阿让又看见了27年前审判他的人，那一群群携带棍棒的狱卒、手持钢刀的警察、戴着高冠的总主教。在这里，一个惊人的声音出自他之口：“我就是假释犯冉·阿让！”

　　冉·阿让被沙威重新押回监狱后再次逃出缧绁，但那个世界再无冉·阿让立锥之地。他赎买了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冒死从下水道背出女儿的恋人、命悬一线的马利尤斯，放走了被义军俘虏的警察沙威。最终，心怀救赎的冉·阿让在“我已经尽力了”的喃喃自语中溘然长逝。

　　雨果这样概括冉·阿让的一生：“从恶走向善，从不公正到公正，从假到真，从黑夜到天明，从欲望到良心……”

　　雨果说：“在外表的寂静下有荷马史诗中巨灵的搏斗，密尔顿诗中龙蛇的混战，但丁诗中幻象的萦绕。”《悲惨世界》除冉·阿让的人性纠结外，还存在温情脉脉面纱之下的法律价值冲突，暴露出那个远去时代的法律的荒谬与沉沦。

　　冉·阿让入狱十九年，是罚当其罪还是罪刑不适？偷了一块面包，“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对此，作者不无怀疑地反问：“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否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作者进一步发问：“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唯一有过失的人？”造成男子贫穷潦倒、妇女饥饿堕落、儿童黑暗羸弱的责任究竟是谁？

　　苦役犯、危险犯的标签是否如影随形无法磨灭？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对影响农作物生长但又有药用价值、采集麻烦的荨麻草有这样一番表述：“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他还说：“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这个坏的庄稼人就是“对曾经一度触犯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嫉恨和厌恶”的警察沙威们。雨果认为“最高的法律是良心”，主张用道德和仁慈销毁犯罪标签，“将来人们会把犯罪看作一种疾病，由一批特殊的医生来医治这种病。医院将取代监狱”。

　　芳汀因为误会，吐了冉·阿让一口唾沫；芳汀奋起反抗，恶少把雪团塞进她的衣衫，但警察沙威看见的，是一个下等人竟敢冒犯一个绅士、一个下等人竟敢冲撞拥有财产和选举权的公民的一桩大罪，便随手判处芳汀六个月的监禁。法律的不平等保护标准取代了是非善恶准绳，作者借冉·阿让之口大声疾呼：“荒唐的法律，你让恶者更加逍遥法外，善者在残酷的法网中憎恨社会，这样的法律，只能是不公世界的帮凶。”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情状由此呼之尽出。

　　沙威的不懈追踪有错吗？秩序和正义、法律和良心，二者的博弈由来已久。沙威对法律虔诚执着，执行法律不折不扣，“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当他被起义者绑在行刑柱上，他以殉教者的姿态和执法者的倨傲望着周围的骚乱，毫不畏惧。沙威执法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的法律本身，错的是沙威对正义和良心的视而不见——错的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带来的沉痼。当冉·阿让放走了沙威，沙威不再纠缠冉·阿让，两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救赎。

　　在雨果看来，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良心，必定是司法的悲哀。被誉为人道主义作家的雨果，名副其实。

　　3.

　　雨果对恶法深恶痛绝。他曾说：“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对恶法的鞭笞，其实是对良法的呼吁。冉·阿让的不幸貌似是因为偷了一块面包，然而雨果意识到了不公正法律背后的制度因素，“悲惨世界”的历史原因，并将其放在广阔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社会历史中细密考察。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矛盾加剧，“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的伏尔泰、写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以及出版《论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鸠，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三驾马车”。波旁王朝三级会议的中小资产阶级、工匠和律师慷慨激昂地背诵《社会契约论》，开启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此后历经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专政、热月党、督政府、执政府等反复争夺，革命党和保王党城头变幻，至1804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遭到欧洲贵族阶级的疯狂反扑，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1815年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沦丧，又经1830年七月革命、1832年六月暴动等历史浪潮，法国在翻腾不已中伤痕累累。

　　在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中，冉·阿让的个人命运始终难逃历史洪流的激荡。1795年入狱，至1815年出狱，正是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际，及至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六月暴动，恰是民主共和和封建专制激烈交锋的年代。当巴黎欢呼自己的资产阶级英雄拿破仑像初升的太阳在意大利升起之日，正是冉·阿让仅仅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投入监狱之时。荣光鼎盛的拿破仑大军纵横欧洲，对应的是冉·阿让在监狱的十九年苦役。体现在冉·阿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的纠缠，是法国革命历史春寒搏杀的较量。芳汀的悲剧、珂赛特的苦难、冉·阿让的法律枷锁，以及昏暗的贫民窟、幽深的下水道——众生的悲惨世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剪影。

　　雨果带着历史责任浓墨重彩于1832年巴黎风暴，塑造了安灼拉、马白夫、伽弗洛什三个为共和主义献身的英雄人物。他将司法正义置于最高处，反对“法治之上的强权”，他在伏尔泰百年忌辰时说：“底部是人民，在人民之上，是教会代表的宗教。在宗教旁边，是司法代表的正义。”他思想中的宗教性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色彩，但他的人民性依然与今天的我们心有戚戚焉。

　　历史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重复。黑格尔认为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1848年到1851年的法国仿佛就要重演1789年到1799年的历史，路易·波拿巴试图模仿拿破仑一世重建帝国辉煌，然而历史却让他沦为阶下囚。从冉·阿让入狱的1795年至1861年大西洋孤岛上的阳光，雨果历经两次历史重演，洞悉人间悲剧，渴望打碎那个悲惨旧世界，悍然发出“既然黑夜是从王座中化出的，那么就让光明从坟墓中放射出来吧”的豪情。他在巴尔扎克墓前的诔词中说：“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终结，而是开端！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这样的坟墓，就是不朽的明证！”

　　雨果创造出使人类自惭形秽的作品，“仿佛它的全部内容像宇宙一般深邃、不可避免、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可以作出无穷无尽的解释”。雨果同样流亡十九年，流亡中的1860年，当英法联军抢劫焚烧圆明园时，他大声谴责强盗的抢夺和纵火行径；他留下遗嘱，将5万法郎悉数捐给穷人，希望躺在他们的柩车上去往墓地；苦力们凑钱买《悲惨世界》轮流阅读，他死后万人空巷。他身上闪现的浪漫民族的理性之光，承载着“某种法兰西理想”。他呼唤正义和良心的声音，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