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宗年间，在地方任职的胡石壁收到了一件房屋租赁纠纷案。案件的原被告双方是亲戚关系，说来有些蹊跷：李茂森租赁他亲戚蒋邦先的店铺，在没有签订契约的情况下就将房子拆了重盖，自十月动工到次年三月完工，历时半年，蒋邦先均未阻止。

　　但是，等房子盖好后，蒋邦先却讼至官府，称李茂森未征得其同意，擅自拆毁房屋修葺，要求判令李茂森恢复房屋原状。李茂森也是连呼冤枉，辩称蒋邦先对其修缮房屋一事不仅知情，还特别乐意，主动表示等房子修好后承担修房费用。

　　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民间“好讼”成风。像这样的纠纷，胡石壁早已司空见惯。他听罢陈述，发现至少有两处有违常理：一是盖房动静之大，蒋邦先不可能半年都未察觉，如其不同意，在盖房之初就应该打官司；二是李茂森也不可能蠢笨到自己悄悄出钱为别人修缮房屋的地步。

　　还有一个关键事实：蒋邦先曾要求李茂森告知改造房屋的费用（“尝有笔帖，令其以起造费用之数见谕”）。由此可以推断，两人事先对于房屋改造一事是商量过的，否则不可能涉及费用告知问题。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缜密的推理，胡石壁很快攻破了蒋邦先的心理防线。蒋随即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原来，他表面上要求官府判决恢复房屋原状，实际上是见李茂森修缮房屋的费用太高，想以此为要挟，要求对方降低费用。

　　至此，案情明朗，争论焦点在于房屋修缮费用问题。于是胡石壁作出如下处理：

　　首先，蒋邦先与李茂森有约在先却背约而行，挑起争讼，占用司法资源，用胡石壁判词中的话说就是“小人奸状”，应当对此种行为批评制止。

　　其次，争讼系“败人伦”“灭亲情”之举，蒋邦先和李茂森是亲戚，不可贪婪逐利破坏亲戚情谊，所以此案无需进入司法程序，两方如能自行调解，既能减轻审判压力，又能维护亲情人伦关系。

　　最后，本案是民间财产纠纷，案情简单不复杂，无需官府主持调解。“乡党耳目之下，必得其情”，因此他“唤邻里从公劝和”。也就是说，让最了解当事人、最熟悉事情来龙去脉的乡党族邻调解，能从根源上化解矛盾纠纷。但劝和一定要保证公平公正，不得偏私。

　　胡石壁的处理体现了“无讼”“息讼”的理念，裁判追求“国法、天理、人情俱得其平”。“和睦”是宋代基层司法裁判的主要价值取向，对于民事案件，调解优先，依靠各方力量化解矛盾，从而达到“词讼后绝”、息事宁人的效果。

　　胡石壁还曾在《名公书清明集》中写道：“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

　　他认为，天理、国法、人情三者是统一的，都是司法裁判的依据，不能违背法律枉法裁判，也不能机械司法罔顾人情，“情理法”一体，才能“通行而无弊”。

　　说案

　　调解制度最早可追溯至西周，《周礼》对“调人”执掌的描述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到宋朝，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繁，民事法律关系愈加复杂，诉讼爆发，儒家传统的“无讼”理念受到冲击。司法官员为维护纲常秩序、巩固统治根基，在处理纠纷、特别是涉及血缘或亲缘关系的纠纷时往往以调解为先，“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姻任恤”，并逐渐发展出官府调解、官民同调、官批民调的多元化纠纷调处机制。

　　“赁人屋而自起造案”即属于官批民调的调解模式。在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已提起诉讼，但为了缓解司法压力，由官府委托当地乡党族邻调处矛盾，如果双方愿意，可以撤诉。

　　官批民调这种模式具备半官半民性质，程序相对比较完备，因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更有利于稳固调解成果，达到息讼宁人的效果。首先，官批民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如果在限定时间期限内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则继续转为诉讼程序，由官府出具判决。其次，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后要签署“无争状”、保证书等，并将文书报送官府备案审查，由官府再次对民间调解的效力进行确认，保证双方不再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调解制度存在过分强调情理，甚至罔顾法理的局限，应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准法援情，能调则调，当判则判。

　　文/谷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