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锦妹

　　扬州市宝应县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员额检察官

　　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不仅是纠错，而应更注重预防和实质性化解矛盾；作为民事诉讼最后一条救济渠道，民事检察仅围绕抗诉开展工作是不够的，而应当把化解矛盾贯穿办案始终，重视申请人的实质性需求，克服机械办案、孤立办案，做好服判息诉罢访工作，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才可真正维护司法权威，切实彰显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这，便是我成功办结那起长达20年的纠纷案件后，深刻的思索与感悟。

　　时间回溯至2020年8月11日，沈兵来到我院，义愤填膺地申请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进行监督。我把他领进接待室，沏了杯热茶，让他缓缓心情、慢慢说。

　　据沈兵言，1998年5月，案件另一当事人方强持其于1998年4月10日出具的一张欠条，向法院起诉主张3万元欠款。因沈兵缺席法庭审理，法院缺席判决予以支持。同年8月，方强又持沈兵于1997年出具的两张合计2万余元的欠条，再次向法院起诉，又因沈兵缺席法庭审理，法院再次缺席判决予以支持。令沈兵恼火的是，前3万元的欠条已经包含了后2万余元，而方强却重复起诉。

　　“1998年4月10日，为了协调我和方强之间的借贷纠纷，我们找到共同的好友王某进行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如果我能在当月20日前还他1.5万元，我们之间所有债务包括之前的2万余元就一笔勾销，否则要连本带利还3万元，那张3万元的欠条就是那时候打的，但我当时忘记收回之前的两张欠条了。”沈兵拿出当年的书面协议，愤愤不平地说，“我是没能按时还钱给他，没想到他居心不良，竟然拿当年忘记收回的两张欠条重复起诉我！”

　　听到这里，我察觉到后一次起诉很有可能是一起虚假诉讼。我一边安抚沈兵，一边询问他这两件22年前的案子的后续进展。

　　沈兵说，1999年，他被法院执行1万元后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两案执行中止，他想着这辈子可能都还不上钱，索性未再深究和申诉，矛盾暂归平静，直到20年后又起波澜。2019年11月，方强得知沈兵有一笔3.5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到账，遂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法院依法冻结了沈兵的账户。取不出拆迁款的沈兵心里十分焦急，向法院申请再审，却因超出法定期限被法院驳回。沈兵心中诸多委屈，多次找方强理论，都无果而终。

　　与沈兵谈完后我向法院申请调取了两案卷宗，1998年的卷宗大部分都是手写，看着泛黄的纸张，深觉肩上担子重千斤。两案卷宗很简单，并不能看出后案是不是虚假诉讼。现在出现的新证据是沈兵带来的当年的书面协议，纸张陈旧，字迹也不像新写的，我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协议并非伪造。为了核实协议的真伪，我联系了方强，请他到检察院面谈。而方强的说法却与沈兵截然不同，称两人之间确实存在5万余元的债权债务，他虽然承认协议是真的，但解释说协议上所写“双方所有债权债务结清”是指3万元债务，并非之前的2万元。

　　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我决定向协议书起草人王某进一步核实了解情况。按照两名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我与助理经过多方打听，辗转南京、上海等地，终于找到了当时参与调解的王某。

　　原以为找到王某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没想到王某看着20多年前的协议，表示，3万元好像是方强和沈兵两人讨论出的结果，是否包含先前的2万余元，并没有直接证据，年代久远，也记不清当时双方是如何商定的。王某还表示，协议中第一条的最后一句是“双方所有债权债务结清”，应该可以理解为协议之前的债权债务一笔勾销。

　　结合已了解的情况，我向扬州市检察院报告了该案，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认为：本案法院判决无误，且时隔已久，已过申诉期限，促成双方和解是解决矛盾最现实、最优化的途径。

　　22年前的5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深知调解的困难，为了调解双方纠纷，我先与当事人分别见面，向二者阐明当年两人行为的不当和错误之处，并耐心释法说理，缓解双方对立情绪，引导当事人形成理性合法的利益预期。之后，我借助他们共同好友王某的力量进行外围沟通，调和矛盾。在双方目标逐渐接近后，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最终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双方签署和解协议

　　最终，沈兵同意还款2.8万元，方强同意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至此，这起长达20余年的民事纠纷才真正得到化解，双方当事人也各自迎来了最好的结果。

　　这是我近两年来促成和解的第3件监督案件，这些案件的圆满解决，让我真切感受到检察工作的意义。民事检察和解不仅是释法说理的过程，也是让当事人对检察工作信赖和认可的过程。诉讼、上诉、申诉对于每一位当事人来讲，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如果能在检察环节成功化解矛盾，不但能切实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这不正是检察办案一直追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