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许多年之后,面对刑部那些懵懂的下属,大学士阿桂(1717-1797年)总会回想起父亲阿克敦(1685-1756年)拎着棍子追打他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他刚因“银库案”失察降职,又因金川战败交部议罪,连跌两个大跤。父亲不但毫不安慰,还莫名其妙地抛出难题:假如皇上让你主管刑部,你该如何驾驭法律?他的回答没有让父亲满意。
政坛“过山车”
阿克敦、阿桂父子出身显贵。阿克敦26岁进士及第,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乡试考官、侍读学士、詹事、内阁学士。雍正前期,当上翰林院掌院学士、《会典》编修副总裁、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国子监祭酒。42岁跻身军政高层,几乎从未遇阻。与儿子阿桂正好相反,阿克敦前半辈子顺风顺水,后半辈子两次被处死刑；而阿桂则年轻时仕途颠踬,中年以后平步青云。
雍正四年(1726年),阿克敦署理两广总督,兼广州将军,向“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武职疆臣转型,他的政治“过山车”生涯也随之开始。因为弹劾陈良弼、王士俊等官员,他多次触碰到盘根错节的“权力电网”,不到一年,雍正帝就把他调到广西,并警告他小心从事。谕旨刚下达,四方奏章就像暴雨般袭来。弹劾者们倒打一耙,说阿克敦也不干净,既有“贪墨海关耗银”“索取米船规礼”等经济问题,又有“闻盗不严缉”等军政犯罪,更触痛皇帝神经的是“欺君罔上”。
此前,苍梧县的一些矿民穷极饿极,躲进深山险谷,趁黑窜出窃取衣粮。阿克敦捕杀其头目,放免其余众,上报中央后,得到过嘉奖。举报者却说:那些不是“贼”而是“盗”,阿克敦“授意改谳”欺瞒了皇上!这让雍正帝很丢面子,下令将其夺官下狱。参审官员中,有弹劾过他的孔毓珣、杨文幹等,结果可想而知,阿克敦被拟以绞刑。判决后,王士俊再补一刀,举报阿克敦有漏罪:包庇下属贪赃,于是加刑为斩监候。
极限与平衡之间
“过山车”的特点,是在两个极限之间往返:平衡区疾驰而过,让你无暇调整,极限点稍作停留,让你魂飞魄散,只有操控者能掌握平衡,乘坐者记住的唯有极限。从万众瞩目的显赫疆吏,到命悬一线的待死之囚,生死两极之间,只隔了几页判决。君主对官僚的生杀予夺之权,就在这毫厘之间。
雍正帝当然不想真的杀掉阿克敦,很快免去其死罪,命其赴江南河工效力。其后,又授其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准噶尔军务、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等职。乾隆朝前期,阿克敦历任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逐渐取得了新皇帝的信任,八年(1743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重新爬上了十五年前坐过的位置。好运还没有结束,乾隆十一年,正授刑部尚书,两年后又成为协办大学士,进入清廷中枢决策层。阿克敦没有想到的是,前方不远处,又一个“过山车”在等着他。
乾隆十三年春,富察皇后病逝,皇帝悲恸万分,多次失态。为了提拔富察皇后的胞弟傅恒(1720-1770年),阿克敦的协办大学士之职,被转给了傅恒。一个月后,乾隆帝在审查谥仪册文时,发现“皇妣”一词的满文译成了“先太后”,顿时龙颜大怒,认为阿克敦被解协办大学士后“心怀怨望”,故意为之,命交刑部问罪。刑部见皇帝盛怒,谕旨里甚至有“人臣无将”这样的重话,咬牙加重处分,照“大不敬”拟以斩监候,秋后处决。
然而一个月后,乾隆帝的心情又阴转多云了,谕旨称“阿克敦虽负罪戾,在满大臣中尚属旧人,著加恩宽释,仍弃瑕录用,署理工部侍郎。”又让他“在内阁学士上效力行走”。随后,又称其“前虽获罪,尚系旧人,且其获罪不因办理部务错缪,尚可弃瑕录用”,把刑部尚书的职务还给了他。64岁的阿克敦,就这么坐了第二次“过山车”,比44岁那次更为惊险。
“驭法”之术
从乾隆十一年首任刑部尚书,不到两年革职,差一点被处死。三个月后又官复原职,同年又卸任。乾隆十四年再任刑部尚书,二十年病免。阿克敦的刑部生涯,真可以用“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来形容。他总结出了什么经验呢?《清史稿·阿克敦传》载,晚年的阿克敦将自己的从政经验教给儿子阿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
阿克敦问阿桂,假如皇帝让你掌管刑部,你该如何驾驭法律?此时的阿桂,就像当年刚出道的阿克敦一样信心爆棚,答之以“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这一公正严明的答案,竟让以“平恕易简”著称的阿克敦大怒,让家人拿来家法杖,准备狠揍阿桂一顿。阿桂连忙陪罪请教。阿克敦这才缓缓说出他的驭法之术:“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
阿桂的从政生涯,几乎与乾隆帝掌权的六十多年相始终。他文武全才,不但成为征金川、征台湾的首要功臣,而且登上了更高的政治舞台,取得了比其父更高的成就。如果不联系阿克敦两次被处死刑,后又免罪复官的“过山车”经历,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总结出上述“驭法”之术。也正是秉承了这段教诲,阿桂及其同朝的其父弟子纪昀,才会对贪官和珅(1750-1799年)的为非作歹一味放任和旁观,以便“凡事留有余地”,最终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深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