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自有其独特地文化信仰,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无外乎符合三个共同的要素:一.共同的语言 ,二.共同的生活习惯,三.共同的心理的特征.这是传统对民族定义必须围绕的三个要素而展开的话题，在这之外是否还有第四个要素可以挖掘，对于共同的心理特征的补充和完善。文化信仰（文化图腾）毋庸置疑成为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在其漫长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华夏法制文化共同体，从法制到法治的全面形成时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阵痛。

　　从部落间的征伐战争逐渐过渡到王国的兼并战争建立统一的王朝，在每一次战争付出巨大地民族牺牲。战争过后为维护其统治阶级内部秩序和民众稳定，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国度里恢复调整农业生产政策和休养生息成为治国理政的首选。在永葆江山社稷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尤其是有着文化信仰的民族里，祭祀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天子自居的君王里为其政治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祭祀成为古代君王们必须定期举行的仪式，无论是出兵对外讨伐征战还是皇室内部的庆功喜宴庆典，礼部为祭祀全职筹备。长期以来在这之中自然形成了国家的一套完整体系的《神权法》，而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是在民间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古代帝王。在民间与官府相辅相成的也有众多一致的祭祀，春节期间祭祀灶神，祭祀天神，开春间祭祀谷神和土地神，还有宗庙祭祀…….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国家文化中的祭祀能够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很多，甚至受过现代化教育的莘莘学子会认为，祭祀是麻木、落后、愚昧、无知、反动的表现。而今天能够完整保存和遗留下来得到国人一致认可的是清明祭祀，清明节3天假成为国家的法定假日，在这之中不应该仅仅是3天假期，或者是从上而下民间自发而为之的清明扫墓。笔者在这里更多是思考的一种清明是否也可以由国家主导，申报同端午节一样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端午节是国人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的纪念，那么清明节应该是我们对祖宗先辈们无限思念的祭祀节日，追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长期形成中所作出巨大牺牲的先烈们的节日。在这其中丢失的更多是文化的传承，祭祀之所以成为祖宗们信奉和推崇的一种文化，我们应该更多以一种反思和追寻的视觉去走进祖宗的生存环境。

　　一．清明的由来形成到逐渐上升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看传统中国的农业生产环境和祭祀文化，追亲思源成为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同胞的共同心理特征。 

　　   清明节又称寒食节相传是战国时期介子推，后来清明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节气。 在四月里正处于春季，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适合农作物的播种生长，清明成为农业节气其中气候是重要因素，这也体现了古人长期农业生产的经验因时制宜的思想智慧。农业生产成为古代中国的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风调雨顺才会国泰民安社会稳定。古代中国帝王会在开春里集中组织祭祀，祭祀谷神和土地神祈求新的一年里农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在沿海省份里官府会组织祭祀海神，广州遗留下来的《南海神庙》成为沿海省份祭祀海神的典型，在沿海以捕鱼为业的渔民群体中祭祀海神成为他们祭祀文化中的重重之重。古人对自然的改造有限认识有限，所有的自然气候和现象归为神灵在掌管。面对无能为力的自然灾害而去主动祭祀神灵，成为古代百姓寄托和祈祷的重要方式。在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民的理念下，西周时期“敬天保民”成为统治者自我约束的成文法则，“敬天保民”中逐渐演变成为新的治国守则“德主刑辅。而后朝历代的“秋冬行刑”在神权法之外借助于自然法，利用自然气候的变化来执行死刑犯的刑罚。在这种既符合自然气候变化和人性内心的自我驱动下，《神权法》和《自然法》的结合成为封建帝王标榜统治合法性的利器。

　　    能够从传统农业祭祀中逐渐向清明节的祖宗祭祀转变，更多体现中国人内心对有血缘亲属的思念和追忆。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结构类型，注定了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祖宗先辈历临个种自然灾害，将自然神灵的祭祀和对祖宗先辈的祭祀二者似乎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在现代化文明进程的当代中国，在深层次上清明时节如其说是对祖宗的祭祀似乎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环境的认知和反思。清明节祭祀祖宗作为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一种，在海内外华侨中依旧得到保留和传承，也是中华文明走出国度向世界传递的

　　一部分。

　　  二．清明祭祀中所折射出古代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化的政治结构模式。家族是古代中国最小的社会自治单位，而家族观念自古以来成为国人血液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原始社会部落时代祖宗为了共同抵御自然灾害而形成群居的生活习惯，几千年传承下来在今天的乡间更多是以族姓而群居生活，在这里更多体现是和现代文明结合在一起古文化的乡土气息。在今天的清明祭祀中，大多是以亲族群体结伴而同前往祖宗陵墓祭祀。尽管，这其中似乎和古代中国有族长率领全体族众定期为祖宗举行的祭祀一样。在古代中国地缘社会为基础，亲缘社会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宗族社会。祭祀成为族中最高的仪式，族中拥有祭祀权的是族中德高望重的族长，祭祀权不仅是族中的“政治权力”，更是皇权对家族自治的认可的象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的政治模式自然形成。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所形成的地缘社会、亲缘社会和家族政治，宗族内部的祭祀是族众对家族认可的最高体现。同时，也是族众对家族的依赖不可分离的说明，在读书上对于族中年轻的贤士族中以尽本宗族之力给以照顾，直到有一日居庙堂之高入朝为官；而对于族中不孝子孙轻则逐出本族，重则沉潭处死，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本位的观念体现。

　　而今天的清明祭祀中，乡间有位居庙堂和财通四海的贤良方正不远千里奔赴乡土，是他们内心深处对家族的认可对亲族的思念。在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中国逐渐由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发展，而今在异地遍布行业式的民间商会和同乡会，甚至是同姓会，可见家族社会观念对国人思维影响之深远。在今天的中国在祭奠先辈的祭祀中依旧保留了这种祭祀文化中的家族观念，五福披麻戴孝中齐崔、斩崔、大功、小攻、丝麻深深地昭示了一个家族内部的祭祀根据血缘关系远近来确定在祭祀中的位置。

　　三．城乡结构模式的二元化，致使清明祭祀成为异地民众内心的痛楚。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复兴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祭祀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乡村劳动的对外输出，中国广大的农村出现留守家庭甚至是老人家庭。对于清明的祭祀文化更多应该是需要传承给年轻人，让年轻人感知传统祭祀文化的巨大魅力和影响力。对于乡间的年轻劳动力的对外输出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体现，需要国家制造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发挥农村广阔的舞台，既是切身感受始祖改造自然的良方，又是让农村充满活力和生命。城乡作为两个独立的单元，聚居两种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完全不一样的群体。在向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似乎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是最佳的改造模式。无论是市民还是乡民在文化传承上，对于祭祀文化所肩负的责任却义不容辞。而那些定居异国他乡的同胞，清明祭祀成为他们内心牵系家乡族人和亲人的一根炫。

　　文化的活力在于传承和自我认可，中华民族不缺文化而缺的是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可度。祭祀一度影响着古代中国的法制，今天回想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追寻祖宗的足迹，不仅仅是国人内心的家族情节更多是对丢失的民族灵魂的一种寻找。对于现代社会的构建中，我们需要恢复的传统文化太多太多甚至那些遗留外邦的文化节日是源于中华文明，只是国人忽略的太多继承得太少。

　　走在乡土泥泞小路上，在这个空气清新带有泥土气息的大地上，想到几千年祖宗在自然环境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更多的是一种沉思但愿有一天清明能义无反顾成为中华礼法文化信仰的代名词，成为传统中国祭祀文化的典型而走向世界。在法制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移植中，清明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文化更是古代中华礼法文化文明进程的音符，在时代的嬗变中从传统的法制礼法文化全面走向文明的法治时代。（孝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