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家声不坠，先贤们留下了许多家训。而家训中对于诗教的看法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颇值得玩味。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古人家训多有对子弟潜心学诗的勉励。孔子曾经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既指明了应该学习的内容，也是中国人庭训的滥觞。唐代张齐贤《豫章胡氏华林书堂》一诗说，胡氏家族“儿孙歌舞诗书内，乡党优游礼让中。”正因为要求子弟以沉浸诗书为乐，所以华林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仅胡氏一门就有55人考中进士，身居尚书、宰相的不乏其人。北宋文人苏颂对子弟也有“论诗识温柔，讲易知谦巽”的训示。需要指出的是，先贤所谓的“诗”，广义地说是指所有的诗歌；狭义地说则是指《诗经》。“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历代贤哲多取以教育子弟。
另外，不少家训还要求子弟能够从事诗歌创作。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说：“诗是吾家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以诗知名于世，杜甫曾称“吾祖诗冠古”，难怪他认为诗歌创作乃自己的家学传统。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和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转益多师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家风有内在的关联。北宋诗人王禹偁曾道：“家风袭雅章”；李清照也曾道：“犹把新诗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在这里李清照含蓄地用了谢道韫以柳絮喻雪的典故以自况。《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撤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因为谢朗和谢道韫的回答分别含有“盐”“絮”二字，后人便以“盐絮”指美好的诗句或诗才。李清照不但认为吟诗是自己的家风，还指出这种家风受到了世人的肯定，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得意和自豪。
清代文人华宜曾撰词说：“吟咏是家风。笑煞而翁。爨烟不起句矜工。痴绝又看痴种继，蠹产书中。格律那沉雄。应恕儿童。乌丝须界写笺红。寄与长安潦倒客，一展眉峰。”华宜指出吟诗是自己的家风，儿子的诗歌格律虽欠沉雄，但其造诣差堪慰藉。在华宜笔下，吟诗还成为了儿子的精神食粮，即使爨烟不起，饔飧不继，也淡然处之，颇有“孔颜乐处”的意味。
曾国藩则在家训中晓谕儿子曾纪泽：“凡作诗，最宜讲究音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国藩对儿子的晓谕，既道出了自己的作诗心得，也凸显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先贤在家训中要求子弟学诗，理由不一而足。孔子从实用的角度要求儿子学诗，他曾对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孔子看来，《周南》《召南》中蕴含有修身的礼仪规范，所以要求儿子潜心学习，否则便如墙面而立，寸步难行。颜之推则从人生艺术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角度，要求子弟致力于学诗。他极其鄙视贵族子弟“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在《颜氏家训》中敦敦告诫子弟，不会赋诗的话，“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道是“嘉会寄诗以亲”，而疏于诗艺在宴集赋诗的场合则难免失皮露质的尴尬。更可悲的是，不但自己难为情，还被他人所不屑，“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所以颜之推指出，与其这样丢人现眼，“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陆游则在《家风》一诗中指出：“便费闲吟亦未可，吾徒岂独坐诗穷。”陆游认为子弟不吟诗是不行的，而贫穷绝不是吟诗所导致的结果。在陆游之前的欧阳修曾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王令也曾说道：“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陆游除了和欧阳修、王令看法一致外，还告诫子弟，纵然贫穷，也不应该废却吟诗。
相对于学诗、能诗的家训共通性，也有一些先贤在训示中要求子弟远离诗文的。苏轼在《洗儿》一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孩儿所作。苏轼是不世出大才子，其聪明在诗文上有充分的体现；但诗文又是苏轼遭受政治迫害的祸阶，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愤激之词。1936年，鲁迅在病重之际，于散文《死》的篇末写下了遗嘱，其中第五点是对儿子周海婴的训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充分凸显了鲁迅对儿子脚踏实地的期许，对空洞文章的摒弃。后来周海婴没有从文，而是成为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也意味着他没有靠父亲的荫庇，而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对于先贤要求子弟远离诗文的观点，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万不可囫囵吞枣，全盘接受。
家训中的诗教，本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子弟成才，有助于家声不坠。但是家训中的诗教主张却呈现出多元化趋向，这根源于先贤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朱美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