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的一天，院领导安排我一个任务，就是跟办公室的管理员余宗贵同志一起去江西南昌接一辆摩托车。

　　我当时31岁，在刑检科任助理检察员。余宗贵那年45岁，我们大伙都叫他“老余”。因为他个子很高，平时又喜欢开玩笑，大伙就送给他一个“长鱼”的外号。这辆摩托是徐州市检察院配发给我们院的办案车辆，是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洪都”牌两轮摩托车，那时可算是响当当的“名牌”车了。

　　我们俩从徐州坐火车到南昌，找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并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看着锃光瓦亮的摩托车，我跟老余别提有多高兴了。

　　休息一天后，我们俩起了个大早，由我骑着这辆崭新的摩托，带上老余朝南昌市正北方向九江赶去——我们当时打算到九江乘船，顺流而下到南京，再从南京将摩托车骑回家。

　　南昌到九江约有150公里。当天中午，我们来到九江码头。经一番打听，我跟老余都傻了眼：码头上有规定，为了确保船只安全，摩托车不能乘船！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临时决定把摩托骑回睢宁。

　　次日，我们过江北上，进入安徽省境内。在皖南山区的道路上骑行百余公里之后，由于过度疲乏，我两臂酸麻，有些不听使唤。老余见状，提出要骑车带我，而他那时还根本不会骑摩托。为了尽快赶路，我就手把手地教他驾驶要领。不多会，老余竟然学会了。他骑行的速度虽然不快，但也还算平稳。坐在他身后，疲惫不堪的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到了中午，我们来到一家路边饭店吃午饭。老余让我在饭桌边歇着，他去点菜。我实在是饿极了，两盘菜刚端上来，都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这时候老余回到了饭桌前，看到我那个馋样，就故意跟我开玩笑。当服务员又端菜过来时，老余一把给抢了过去，做出朝菜盘里喷口水的动作。可这并没有影响我的食欲，一盘菜不多会又被我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老余在一旁直乐得哈哈大笑。事后，他还经常拿这事调侃我。当天晚上，我们在合肥住下。又经过一整天的骑行，次日下午终于回到了睢宁。

　　记得当我跟老余骑着摩托、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检察院时，全院的人个个都像过节一样高兴，围着新摩托左看右看。不知是谁冒了句，说我跟老余在三天之内、横跨三省，骑行了近800公里的路程，真算得上是“千里走单骑”了。

　　这辆红色的“洪都牌”摩托后来被分到经济检察科“服役”，此后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摩托车就是院里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不过，骑摩托车也是件很危险的事。有一次，我骑一辆偏三轮摩托，跟两位同事到邻县办案，途中搭一艘水泥船渡河，到对岸时因跳板滑落，我连人带车一下子沉到8、9米深的水下。好在我水性不错，很快爬上了岸。当时正值冬天，浑身湿透的我冻得发抖。后来我又脱去外衣，一口气喝下半斤白酒，再次潜到水下，用绳子把摩托车拴牢，在周围群众帮助下将车拖上了岸。我们找了家旅社，两位同事去查案，我一个人对着炉子烘衣服。第二天回到院里，我的衣服还没有干透呢。

　　当年在南昌接摩托车时，我跟老余忙里偷闲，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并留下了一张照片——站在我左边的，就是老余。让我难过的是，老余十多年前因病去世了。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总是想到那次“千里走单骑”的难忘经历，也十分怀念可敬可亲、风趣幽默的好同事“长鱼”。（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王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