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曾说：“有唐一代诗，上承汉魏之风骨与齐梁之英华，并风骚之精神，皆从彼挹取；下开两宋之派别及明清之波澜，即和韩之坛坫亦由兹分出。文质兼备，盛莫能如，岂特我国史诗之高峰，实亦世界文化之伟观。”唐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正在其“会通”。“会通”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上》，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观念，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每转益进的内在动因。
唐诗之会通，体现在其对文化遗产的充分汲取与创造性转化
《文心雕龙》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而唐诗之“会通”，首先体现在其对文化遗产的充分汲取与创造性转化。
其一是南北文学之会通。六朝时期，南北长期对峙，南方文坛“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北地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不免各有其弊。唐人在重新一统后深刻地认识到，“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舍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魏征《文学传序》）。试观李白《子夜吴歌》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王昌龄《从军行》曰“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既有基于北地阳刚气质所创造的清刚劲健之美，又带有南国的清虚情韵，正是唐诗会通南北文风的硕果。
其二是对前代文学的会通。汉魏诗歌感情深沉、内容厚重，然偶失于古朴质直；齐梁诗歌音韵婉转、属对精密，“如锦绣成文”，然其弊在“兴寄都绝”。唐诗一方面简化了齐梁诗“四声八病”的繁琐程式，转为平仄协调的近体律诗创作规范；另一方面高举“汉魏风骨”等现实主义创作旗帜，从宫廷、台阁走向市井、关山与塞漠，不为“彩丽竞繁”、无病呻吟之作。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诗歌，不仅意境雄浑、气韵慷慨，而且音律铿锵、声调婉转，广为市井传诵，正是兼取汉魏、齐梁诗歌之长的结果。至若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李白、杜甫，更是“转益多师”的代表。李白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重申《诗经》风雅精神；“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是赞颂《楚辞》；“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是自比阮籍；“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是追忆陶渊明；“吾人咏歌，独惭康乐”“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是致敬谢灵运与谢朓。李白尚且如此注重对文学遗珍的汲取，杜甫更不必说，他“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这才有了后世推崇备至的“诗圣”。可以说，正因唐人会通汉魏六朝诗歌，方有“声律、风骨兼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盛唐之音的产生。
唐诗之会通，还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象
唐诗的作者群体如此广泛——这里有帝王自矜“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有贵宦自得于“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有隐士流连于“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有僧徒苦心劝世“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有乐妓送别“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有拘囚诉冤“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有遣唐使感念中华礼仪之邦的深情厚谊“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有七岁女谱写兄妹情深“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更有甚者，如张立本之女作“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会昌解颐录》竟云是其为狐妖所魅而作，此说虽荒诞不经，然以“通性之真实”的眼光来看，却恰恰说明了唐诗作者群体之广泛。创作之外，唐诗受众之庞大亦远超畴昔。据白居易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如此，李白、杜甫、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等人莫不如是，唐代“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明人胡应麟曾赞叹道：“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
唐代的政治版图逾越秦汉，文化传播无远弗届，这给诗人带来了非凡的自信，使其诗歌呈现出会通天地的大眼光、大气魄。李峤云“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张九龄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之涣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孟浩然言“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圣杜甫更是常以宇宙眼光观照世界，除为人熟知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外，尚有“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纳纳乾坤大，行行郡国遥”“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儿童相识尽，宇宙此生浮”，已接近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唐代疆域广袤，文化鼎盛，中外交流已很广泛。玄奘远赴天竺，山高路遥，犹誓言“不因行苦过人表，岂得光流法界明”；新罗遣唐使崔致远求学大唐，反观故土，写下“东国花开洞，壶中别有天”；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回国，王维即席作“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谱写出中日友邻的深情厚谊。作为唐朝的政治中心暨彼时的世界级大都市，长安城“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各国使节、商人及其家属云集于此，从事外交与经济活动，所谓“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所谓“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唐诗会通中外呈现出的大国气象。
如果说会通精神使唐诗格局夐远广阔，那么厚生意识则为唐诗带来了沉雄、厚重之感
“厚生”出自《尚书大禹谟》，按照唐朝经学家孔颖达的解释，“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唐诗是《诗经》、汉乐府、建安诗歌的优秀继承者，它再一次将针砭时弊、关心民瘼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高峰。《悯农（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既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巨大创造力的讴歌，也是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无情批判与深刻反思。民谚云：“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但罗隐却看到了“瑞雪兆丰年”背后的辛酸。诗人没有耽于文士“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的赏雪逸趣，而是想到贫民在风雪中饥寒交迫，遂发出“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的感慨。
唐代集中进行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是白居易。白居易和元稹等人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试观乐天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推己及人，凸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卒章显志，批判权贵的骄奢淫逸；“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以对比手法揭示宫市之害与人民之苦；“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以典型人物反映时代乱离，揭露穷兵黩武之弊……这些诗歌中心突出，质朴通俗，绝假存真，无愧于“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初衷。不过，将唐诗的厚生意识发挥到极致者，还要推诗圣杜甫。明明自身漂泊西南，朝不保夕，却在迁居后仍心念邻家老人之生计，“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明明自己衰病交加，“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而令其“凭轩涕泗流”者却是祖国仍陷于离乱，“戎马关山北”；明明自己的茅屋已为秋风吹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但他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舍己为人的深沉大爱，这“居者有其屋”的殷切期盼，不独是唐朝的时代强音，即便在今日，亦仍有其现实意义。杜甫之厚生意识，有时不限于同胞。他把所养老狗看作知己，“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他为家中病马忧心，“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他为笼中之鸟叹惋，“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正是这种“穷年忧黎元”“山鸟山花吾友于”的厚生意识，使杜甫成为当之无愧的千秋“诗圣”——在诗歌技巧上，他集前代之大成，复开后世之新风，牢笼今古；在人格境界上，他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渐臻“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
纵观近三百年的唐代诗坛，启示有二：其一，《文心雕龙》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无论何种文学形式，非“会通”无以至广远；其二，始终关注当下与现实人生的厚生意识是文艺作品的灵魂，只有“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到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洪流之中”，只有将“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才能够创作出沉雄厚重、感人至深的不朽篇章。（作者：李浩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