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迁呼唤每一个人都回头看看过去：要想找到回家的路，就得记住来时的路；在来时的路上，有指向未来的路标，而这一路标则指示着人性升华的方向。

　　阅读《史记》，我常为史迁字里行间的真性情流露和文字背后的真善美追求所倾倒，不仅敬佩他笔下灵动而鲜活的生命，而且景仰他本人“以不死而殉道”的精神品格：漫游于茫茫历史长河中的史迁，用异乎寻常敏锐而坚毅的心灵，在冷酷阴森的现实中，探寻、拥抱并温暖着那一座座指向正义的生命路标。

　　正义是人类共同的形而上学信念。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它最终都无法逃避关涉人世间秩序创立的伦理品质、立法者的精神气象、个体生命的尊严质量等价值言说。毫无疑问，史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追寻的正是横贯古今的中国正义及其真相；言说的虽是中国，格局却是世界的。

　　《史记》是一部具有“追忆”和“重述”性质的史书：追忆的是正面临危机或已消逝的阳刚气质和政治德行，重述的是一个有理念、有方向、有正气的秩序谱系传统。通过对“三代”以来文明演进的考察，史迁发现，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所展示的都不过是一种掩埋和扼杀生命力秩序的或暴虐、或厚黑的政治技艺，不仅蚕食鲜活生命的个性化勇气，而且诱惑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从阳刚走向阴柔。史迁拒斥这种阴柔技艺，苦心孤诣地追溯着本源于人性的正义立法，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流浪之旅。

　　史迁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源于他直面个体生命力枯竭时的严肃反思。在史迁笔下，无论是《五帝本纪》中关于舜时代的特别追忆，还是《秦始皇本纪》中关于权力张扬的辛辣抨击，都是庄重而肃穆的，因为它深刻揭示了史迁对“三代”以降权术政治和阴柔技艺的深恶痛绝，以及对立法者自然阳刚精神气象的内心企慕。史迁期待，在立法者创立的制度秩序中，个体生命能够涵养阳刚的气质，涤荡生命欲望中的一切阴柔黑暗，从而让一个民族有尊严的生与死，轰轰烈烈，伟岸光辉，这也是他评判一切伦理道德和制度秩序是否正义的关键准则。就此而言，文学大师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中的评价颇为精准，“中国文化是阴柔的，以阴柔达到阳刚，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一部《史记》，总算落落大方，丈夫气概。”

　　史迁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源于他直面生命个性化匮乏时的强烈抗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在《刺客列传》中反复出现，不仅展示了刺客生命的醇厚神韵，而且将史迁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史迁之所以如此倾情于刺客，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士”最为根本的品质：才华、勇气、深明大义。刺客的生与死都是个体生命的自由选择和意义安顿，超越功利与算计。

　　史迁眼睁睁看着这种高贵生命品质在当朝阴柔之气的弥漫中逐渐走向消亡，在《游侠列传》中表达了深深的哀悼。就此而言，如果说史迁关于舜帝、项羽等大立法者阳刚气象的展示，是一种对政治秩序的正义追寻，那么他关于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事迹的记述，则是一种对个体生命的正义凝思。

　　史迁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源于他直面时代归属感虚无时的精神呐喊。《论语·公冶长》记载，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孔子是华夏民族的心灵秩序立法者，他竭力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唤醒人们关于“三代”文明的记忆，就是希望人们“回家”。史迁笔下的孔子，是一个高贵的孤独者，一个流浪的谦谦君子，他信念如磐石，但现实中却“栖栖遑遑犹如丧家之狗”。晚年的孔子，一直生活在失落、绝望与孤独之中，“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一种伟大的孤独，深邃的孤独，但是，孔子宁愿孤独，并拥抱孤独。史迁亦如此，他通过多种方式记叙五百年时间里“士”的命运及表现，目的就在于发掘这个群体中值得保留、纪念和发扬的生命品质。

　　史迁呼唤每一个人都回头看看过去：要想找到回家的路，就得记住来时的路；在来时的路上，有指向未来的路标，而这一路标则指示着人性升华的方向。

　　在发掘并守护正义的形而上学信念上，史迁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与激情，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书写使命，因此也超越了肉身所经受过的一切苦难与屈辱。在《报任安书》中，史迁写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意思很明确，生命的品性由生命的意志决断。

　　我笃信，经历孤绝之思后的史迁，生命已得到净化升华，他既是历史的史迁，更是时代的史迁；他不仅精神不死，而且正用自己的孤独品格引领、温暖着无数正义归途中的圣洁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