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过所》，加盖“瓜州都督府之印”等印章。
在中国历史上，身份证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事物。说其年轻，是因为直到民国时期，身份证制度才在中国正式建立。说其古老，是因为古代中国虽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身份证，但其背后的户籍制度却几乎与中国历史同庚。在农耕文明社会，人口自古以来便是朝廷制士处民、征收贡赋、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根据，是不折不扣的国之大事。梁方仲先生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推断，早在商朝时期，君主对基层的控制就已经具体到了个人——虽然当时商王能够直接控制的范围仅限于王畿，但户籍制度的滥觞却已然清晰。
户籍制度的悠久与身份证制度的短暂不独为中国所有，这背后自有人类历史共同的发展规律。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与社会存在交集，古人便终究避不开如何证明“我是我”的难题。那么，古代中国有类似身份证的证明材料吗？如果没有，人们的身份又如何标识呢？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材料，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从功能层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传信=身份证”的等式，但从内涵渊源来看，符牌、传信与身份证只是形式相近，本质却大不相同。
符牌、牙牌与腰牌
先说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史书中最为古老的符牌当数《史记·五帝》所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一句，这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当然，五帝时期的历史并非信史，相比之下《周礼》的记载更为清晰，也更具说服力：“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珍圭与牙璋都是符牌的一种。珍圭代表的是君权，牙璋代表的是兵权，其内涵都是某种权力的物化与延伸，大有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见黑木令如见教主本人”的意味。当然，这些符信从形制上比“黑木令”还多了一种防伪功能，《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正渊源于此。
秦汉以降，符牌的形制愈加多样化，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所持的节正是这种符牌，大致为一根长八尺的竹竿，其上装饰着旄羽，代表皇帝的身份。虎符与竹使符则多为兵符，从“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出入征发”等记载来看，两者一主发兵、一主征兵，而且均有通过“两相堪合”以防伪的功效。兵符多以虎形为主，后又有鱼符、龟符等形制——不过无论何种样式，这些符牌都与身份证的内涵相去甚远。
随着岁月的流逝，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鱼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需要时“两相堪合”，便能确定持有人的身份了。宋朝时鱼符被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文豪苏东坡便曾被赐以银色鱼袋，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代，这种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韵，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了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身份证。这些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牙牌、腰牌与朝臣的补服一样，首先代表着官员的等级地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要从此处过，留下传信来
再说传信。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但终究不可避免。为了保证这种流动正常进行，传信便应运而生。这里的传信不是“鸿雁传书”的“传信”，而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多，通常会注明详细的申请和签发过程。
传信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韩非子·说林上》中记载：“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从。”陈奇酞作注道：“传，信也，以增帛为之，出入关合信。”从这两段记载来看，传信有些像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两相堪合”。
汉朝选任官员使用察举征辟制，受到征召的人可以免费乘坐朝廷车马，使用的凭证也是传信。不过与陈奇酞所说的“以增帛为之”不同，汉朝的传信多以木制，上面记载相关信息再加盖御史大夫的印章——两汉四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门的子弟在这种小木条的指引下步入庙堂。
与传信相似的还有过所。过所发轫于汉朝，至唐朝已经衍生出完备的制度。唐朝的过所由中央尚书省或地方都督府或州颁发，持有者可以照规定的路线旅行、贸易，一旦丢失需要经过详细审查才能补发。唐朝贸易兴盛，幅员辽阔，为了有效打击偷漏赋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等活动，过所的申请手续也颇为繁复：申请者要将人数、身份、申请理由、携带货物的数量品色等详细说明，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证件。这种繁复背后，是唐朝兴盛的国际贸易。
新疆吐鲁番曾出土过一份《石染典过所》。这份过所前后缺失，但依然密密麻麻写了24行文字，加盖“瓜州都督府之印”和几个地方印章，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线等信息均清晰可见。唐朝时期域外商人凭过所至中原经商者极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所倒又有些像护照了。
传信虽然有防伪的功效，但制作繁琐，在流动人口较多的边关使用颇为不便，于是便诞生了“简易版”的传信——繻。《前书音义》详细解释了繻的由来：“旧出入关皆用传，传烦，因裂繻帛分持，后复出，合之以为符信。”言下之意便是守关的官吏嫌传信用起来太麻烦，于是将帛撕开当证物，“两相堪合”时只要对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确定真伪。虽然少了几分仪式感，但功效也足够了。
除了上述传信之外，还有棨这一相对特殊的传信形式。棨除了通行功效之外同时也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故而比起普通传信、过所来说更注重仪式感。棨分为信与戟，棨信是丝质的信件，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棨戟为木质，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这当然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消受的。
民不迁，农不移
以上五花八门的传信，是不是能看作身份证的滥觞呢？当然不能。传信所针对的重点是“出入”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没有人口流动，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与身份证的人身属性有着本质区别。
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这种类似身份证的证件，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答案。
早在春秋时期，晋国“损其户数”，楚国“乃大户”，秦国“为户籍”，这一系列户籍制度都是为了预防人口流失而设立。而为了让社会达到“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的超稳定状态，各国又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相结合，费尽心力地将人口捆绑在自己的国境之内。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秦国更是在将人口打造成“纳税人”的同时，达到了“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细程序。
可以看出，在古代治理者的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他们并不希望这一“财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希望其和土地一样便于计算、管理和利用。立足于这种视角，户籍制度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秦朝自商鞅变法后户籍制度愈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更籍”手续即为“阑亡”，而“捕阑亡者”有赏——中间的故事，倒与大航海时代美洲赏金猎人与逃亡奴隶之间的关系颇有几分相似。
当然，囿于技术，看似严密的户籍制度之下也常有漏网之鱼，比如那个主持变法的商鞅，在遭到通缉之后成功地逃到了魏国；秦朝建立后亡命于江湖之人更是不计其数，不然张良在刺杀秦始皇未遂后又怎能成为“汉三杰”之一呢？
当人口成为“财产”，三六九等的划分自然就不可避免。秦国的户籍政策已经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阶户籍，以区别民籍；西汉《户律》在将民籍整编为“编户齐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按资产划分成“小家”“大家”“高赀富人”等户等，人口本身的“财产”属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自秦汉至隋唐，中国历代的户籍政策勾连着人口、土地与赋税，自然不可能出现公民权的温床。唐朝之后，随着“两税法”的实施，税收渐渐从以人口为核心转为以资产为核心，朝廷对人口的管控才渐渐放松。其后经过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层层推进，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愈加渐行渐远，人口的流动也由此摆脱土地的束缚。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出来。古代中国只有符牌与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其原因概在于此。
结语
宣统元年，清朝颁布了《大清国籍条例》，后又以“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根据”为由，“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制定了《户籍法》。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洋人”的地位高于华人，一些本国商人为了免受官府勒索欺压，纷纷加入外籍以寻求庇护——这一部《户籍法》背后，满载着一个没落王朝的血与泪。此后不久，清朝灭亡，这部《户籍法》也未来得及实施，但是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在此之前，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利的象征，终于在民国时期孕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朝夕之功。身份证虽然轻巧，但它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户籍发展史，以及东西文化碰撞时那一段斑驳、深邃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