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八，“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想起唐代江苏润州金坛（今属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籍诗人戴叔伦的“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不免替古代异地为官、经商之人等回家囧途“着急”和“担忧”。

　　此诗是戴叔伦任抚州刺史时回家过年，却在除夕夜“困”于途中而作。当时他被迫寄寓石头驿（位于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赣江西岸），抚州至常州仅700公里，一名地方大员紧赶慢赶也无法回家与亲人团聚，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和不尽的凄苦滋味，更衬托出诗人想家思念亲人的孤苦冷落的心情。

　　同样因赶不回家被“困”于途中的，还有隋朝文坛领袖、山西籍诗人薛道衡，“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刘餗笔记小说《隋唐嘉话》云：“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该诗含蓄婉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与家人团聚之情。唐代诗人高适除夕夜同样寄宿于旅馆：“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唐代诗人崔涂除夕“羁危万里身”，俨然成为“孤独异乡人”。

　　古人虽“重安慎迁”，讲究“父母在不远游”，但商业活动在没有飞机、汽车等任何快捷的交通工具的前提下，一切只能靠两条腿，或马（牛）车、舟船。于是，相传中华始祖黄帝“命竖亥通道路”，并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出车辆。《史记·夏本纪》称大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商汤的祖先“服牛乘马”，远距离经商，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西周统治者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及附属服务设施等建设，《诗经·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周礼·地官·遗人》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西周公路技术等级又分为路、道、涂、畛、径等五级，“路”容乘车三轨、“道”容二轨、“涂”容一轨、“畛”走牛车、“径”为田间小路。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及后来的秦朝公路交通发展迅猛。秦惠王为打通川陕通道，修筑了著名的“褒斜道”，这条全长200多公里的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铺板而成，并陆续开凿了金牛道、子午道和傥骆道等栈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按“车同轨”要求，历时十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汉书·贾山传》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下令修筑了一条长约1400公里、穿越14县、终于九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直道。除驰道、直道外，秦朝还在西南山区修筑了“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等地修筑了“新道”。这些不同等级、各有特色的道路，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通达全国的道路网。汉承秦制，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

　　古代不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国防、外交、商贸等的需要，也是为了促进官员等人员流动。秦朝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资源自上而下分配，郡县“一把手”必须“异地为官”。至西汉，为防范地方官场腐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统治者让“牧羊”的地方官员常年异地迁徙，使“异地为官”逐渐从模糊变成清晰的制度，规定了地方长官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

　　历史的车轮行进至唐宋时期，每至春节，探亲流、商贸流高位叠加，让本就行路难、交通难、经济难的古代春运更加捉襟见肘。于是，经商亏本和为避自然灾害被迫迁徙的人只能靠脚力往家赶，而外放的和外出办事的官员、经商发财的财主等便乘坐辇（轿子）、畜（牛、马、驴、骡等）车及后来的黄包车等回家，一路颠簸，能在除夕前赶到家团聚才是最大的幸福。

　　到唐朝，商业运输便有了统一定价，并设置最低和最高限价。《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曰：“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日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虑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其山阪险难、驴少虚，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虑，不得下八十文……”

　　唐开元年间，诗仙李白决定返老家江油过年，从长安到江油全程900公里，除关中平原300公里道路比较平坦，600公里山路走了30天，他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惊天一叹。李白回趟家，历时一个多月，花费12贯，放在今天，大约是人民币3万元。

　　正是因为回家过年费时、费钱、费力，且还有其他天灾人祸等高风险，有人不得不发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哀叹。不过，让李白等期待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如今已梦想成真，人们过年回家团圆的愿望，大多都能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