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河沿大街位于故宫东侧，属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华门街道管辖，呈南北走向。北起地安门东大街，南止东华门大街和东安门大街交叉路口，中与五四大街相交，东有支巷通东黄城根南、北两街，西与北河胡同、嵩祝院北巷、银闸胡同、骑河楼街、智德北巷、智德东巷等相通，全长2049米。

　　水是一座城市的命脉，北河沿名称的由来自然与河密切相关。

　　所谓的河是指玉河，也叫御河。玉河原是位于宫城东侧的一段人工河道，由元代郭守敬主持开凿，打通了大都城海子和通州白河的水路交通，从此积水潭与南北大运河相连，成为大运河的北端码头。据《元史》记载，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避暑归来，“过积水潭，见舳舻敝水，大悦”，遂将这条用于漕运的人工河道命名为“通惠河”。元代诗人马祖常作《御沟春日偶成》：“御沟流水晓潺潺，直似长虹曲似环。流入宫墙才一尺，便分天上与人间。”

　　诗中的御沟即指玉河。明清时玉河是皇城内的给排水系统，成为皇室的专用河道，故又称御河。清朝乾隆年间始称“河沿儿”，以东安桥（又名皇恩桥）为界，玉河北段叫北河沿儿，南段称南河沿儿。旧时玉河水自积水潭（今什刹海）向东南经澄清闸（又名海子闸）、万宁桥（后门桥）、东不压桥（澄清中闸）、北河沿儿、南河沿儿出皇城，过北御河桥（今贵宾楼西），经今正义路南水关流出内城入护城河，向东汇入通惠河，全长4.8公里。上世纪30年代，玉河因水量不足而逐渐干涸。1955年明沟改为暗渠，并在其上修筑9米宽的砂石路。1959年改造铺装沥青路面，但北河沿之名沿用下来，因地处东安门以北，又称东安门北河沿。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东安门北街。1981年更名为北河沿大街。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在沙滩地区有三所学院：一院是文科，即现在五四大街上的红楼。二院是理科，位于沙滩后街，部分建筑保留在现在的华育宾馆内，是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科，在北河沿路西的译学馆旧址。

　　众所周知，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五四”前夜的千人集会正是在三院法科礼堂举行的。

　　遗憾的是，与一、二院相比，三院基本上没有建筑保存下来。只能通过前人的记忆和斑驳的照片，依稀勾勒出百年前北大三院的轮廓：“出红楼东行，到汉花园东口（今五四大街）改为南行，过骑河楼东口外，过孟公府（今智德北巷）东口外，路西墙角立个高一米上下的石碑，上刻‘译学馆’三个大字，是第三院的东北角，前行不远就是坐西向东的拱形院门。”院门是一栋西式拱券形门楼，同时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所在地，院门一侧悬挂有“国立北京大学第三院”的牌匾，门楼两侧房屋外墙是中式八字影壁造型，上有精美的浮雕。院内地势开阔，西高东低，整齐地排列着几栋西式二层洋楼，如一字楼、工字楼、丁字楼、尖形塔状钟楼等校舍建筑。三院的大操场、篮球场和网球场等常吸引着一、二院的体育爱好者前来光顾。西侧还有一个可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为北大会场之最，故全校大会、重要活动以及著名学者演讲等多在此——这个礼堂也见证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积极革除旧弊、开创新风，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学术土壤。针对当时法科盛行的“猎官”、走“捷径”等种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蔡元培校长深刻指出，“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告诫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他直言大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

　　蔡元培与赫赫有名的“北大三沈”之一沈尹默的第一次见面，正是在1917年初的北河沿译学馆。那天，沈尹默正在译学馆上课，忽然门房过来通知他：“有一位蔡先生来看您。”沈尹默就是这样第一次与蔡元培见面。蔡元培刚就任北大校长，抽出时间专程跑到译学馆看望沈尹默，也正是沈尹默向蔡元培提出了教授治校等思路。

　　在教师选聘上，当时法科（下设政治、法律二门）的教授如马寅初、陶孟和、周鲠生、高一涵、陈启修、黄右昌、王宠惠、张耀曾等均为国内知名学者，堪称豪华阵容。同时还聘请立法、司法实务专家兼职授课。据陶希圣回忆，有“现任大理院（即最高法院）庭长、推事、总检察厅的检察官以及高等法院的庭长、推事等来教我们的课，最出名的就是满清末年起草中国的刑法民法的日本学者的助手和译人，例如冈田朝太郎起草刑法，由张孝栘先生翻译；民法是松冈义正起草的，由屠振鹏先生翻译；张、屠诸位教我们的刑法与民法”。

　　在课程设置上，北大推行选科制和学分制，法科分为“主要科目”和“随意科目”两个门类。前者包括：罗马法、宪法、民法、刑法、经济学、民事诉讼法、证据法、行政法、法制史、破产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后者包括：政治学、财政学、社会学、日文等。考试则分为“临时试验”“学期试验”“学年试验”三种，考试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丁等为不及格。各科分数由临时试验及学期或学年试验两部分构成。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社团及学术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常举办各种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从《北京大学日刊》的启事、通告等信息来看，学术演讲的场次数以百计，有面向全校和社会的大型公开演讲，有专业的内部演讲，有学系组织的专题演讲，还有研究会举行的系列讲座。演讲内容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旨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拓展跨学科的知识结构等，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法科举办的讲座有：周鲠生的“国会与外交”、高一涵的“苏维埃联合的根本组织法”、李大钊的“人种问题”、燕树棠的“国际公法之趋势”、王宠惠的“比较法律”……可以看出，校方是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时政热点事件，增强从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分析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由于法科学生思维敏捷、视野开阔、长于辩论，一时竟有“西斋（理科）书呆子多，东斋（文科）公子哥多，三斋（法科）社会活动家多”的说法。

　　为培养职业技能，北大为法科四年级学生设立了模拟法院（当时称假设法院），为此校方专门制定了《北京大学法科诉讼实习章程》，学生自主制定了《假设法院细则》。“实习诉讼中之各职务，由各学生担任，由教师指导。诉讼实习引用之法律以现行法令及判例为标准。假设法庭审判之用语、讯问及辩论之程序，按法院编制法之规定办理。假设案件、命令、决定或判决书须依定式制作命令书、决定书、判词。”据说此举在北大引起空前轰动，原定在三院的开庭地点因旁听人数众多，临时改至大礼堂，以后则要提前领取旁听券。除此之外，学校还规定每届学生都要到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监狱等参观。

　　每天清晨，北大的师生们从宿舍、公寓或者出租的民房中走出，他们或着深浅不同的长衫或着统一的制服，或提着皮包或夹着书本，或三三两两或呼朋引伴，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绿柳成荫的河畔，突然放缓了脚步，随着一声声问候，一句句应答，陆续走进课堂，开启新一天的学习生活。

　　《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刘半农特别喜爱三院门前的这条河，亲切称其为“北大河”，理由是其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两岸的杨柳，春天嫩芽如翠，夏天浓条密缕，即使是秋天的枯枝，也总饱含着诗意，“能使我们感到课余之暇，在河岸上走上半点钟是很值得的”。在北大人眼中这条河的作用，除了“课前课后，走在那荫道上，还可以平添三分清智”之外，还能无形中使“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可惜的是，“北大河”终归还是衰败了，“十多年来，河面日见其窄，河身日见其高，水量日见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见其短”，这条承载着无数回忆的“北大河”静静地流淌在历史的深处。

　　据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回忆，大伯李葆华和姑姑李星华有一次给李大钊演唱北大附属孔德学校（今第二十七中学）的校歌：“啊，我们可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智慧的来源。饮我们幸福的甘泉，给我们生命的……”

　　李大钊听后对子女说：“歌里唱得不对，校园附近的河流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这是在教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你们要学会看清事实、尊重事实。”不过，他转而意味深长地说，这些美好的画面终究会变为现实，我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