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取款2万要向派出所报备”“线上交易额度下调”等一系列账户监管措施,频频引发网上热议。

　　与网友个体感受相对应的是,今年7月以来,来自浙江、山东、山西、河北、辽宁、贵州等地的多家银行发布公告称,调降部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交易限额。此外,今年以来,中国银行、华夏银行、江苏银行等银行都对非柜面渠道支付交易限额进行了调整。

　　这一制度初衷并没有错,即如银行方面所言,线上交易限额主要为了风险防范,特别是电信诈骗高发区,相关规定比其他地区更加严格。从源头限额,直接管住“钱袋子”,不失为治本之举,相信在实践中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

　　一个基本共识是,近年来,不少地方电诈十分猖獗,老百姓的大量资金被形形色色的骗子洗劫,由此也造成了很多人间惨剧。也因此,从银行入手,发挥金融“守门员”的作用,也是社会公众的呼声。

　　只是,鉴于金融在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来自银行的任何一项举措,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各种干预和影响。这就需要银行在作出决策、拿出措施时,必须先行调研、预判走向,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掌握好政策的尺度和平衡性,既不能对电诈无动于衷,也不能为了反诈而给老百姓生活“添堵”。

　　比如说,限额以后会不会影响民众的日常支付需求?设定500元、1000元、5000元等累计上限后,居民可以做什么事?就像有网友吐槽,限额1000元交房租都不够。银行直接卡死了限额,难怪有网友说,限额成功遏制了他的消费冲动,“一想到提额还要去营业厅,就不想消费了”。

　　无论是作为提供普遍服务的公共机构,还是趋利的金融企业,银行都应该满足不同客户的差异化正当需求。无视客户的正当需求,一味采用强制管控的方法,不断调低交易限额,必然会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尽管也有人表示,银行限制的只是线上支付,还可以选择去营业厅提现或者提额。如此辩白,在当前的背景下显得无力。如今,民众高度依赖线上支付,这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明明可以线上支付,干嘛非让人一趟趟去营业厅?

　　其实,这事并非完全无解。如今科技如此发达,银行参与反诈完全可以更精准、更科学、更人性化。比如,是否可以只针对出现异常的账户限额呢?把原本精准指向的措施覆盖更多人群,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懒政,并不足取。此外,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基层警方冻结账户之举,不妨也从制度上予以优化完善。比如,可以将冻结账户的权限收到省级公安机关,并建立监督机制。

　　越是涉及公共性的政策举措,越是要充分考虑到各个群体的正当诉求。反诈是老百姓的心声,而追求生活便利也是老百姓的心声,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好平衡,把政策更深入地浸润到经济生活之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中间,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做法。

　　而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语境下,让金融多一些服务性、少一点阻碍,更是关键的一步。如果因为反诈而让老百姓都不想消费了,未免因噎废食,走向了政策的反面。从长远看,此举不仅不利于刺激消费,也损害了民众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