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由英国人印行的板刻彩画描绘了清代部堂的刑罚情形，图为“戴枷候斩”。

　　“拒奸杀人”何时可判无罪？法律中的明文规定，是在清中后期的嘉庆、道光朝成立的。嘉庆年间妇女拒奸杀人“勿论”规定的修订完成，在时间上要早于“男子拒奸杀人”的无罪化。后者则受到“妇女拒奸”例修订的影响，于道光三年（1823年）三月，由刑部奏请皇帝，建议酌情修改男子拒奸杀人条例。其主要理由便是，妇女拒奸可勿论免罪，但男子拒奸最轻也要拟流刑，量刑轻重悬殊，而男女并无二致，尤其是男女为保全“名节”而当场防卫致人死亡的，以及男子年龄较小迫不得已而“拒奸”杀人的，都值得同情。

　　值得注意的是，“拒奸勿论”，只是相关法规的简化表述。事实上，在“拒奸”情节的判定上，从“贞妇拒奸”“儿媳拒奸”到“男子拒奸”，立法者均列举了多项判定标准。“男子拒奸”的认定标准尤其严格，如道光三年刑部的立法建议，法律应详细列出“男子拒奸”的成立条件，缺一不可。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和“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精神，见于儒家经典《尚书》，贯穿传统中国几千年法制不绝，但在传统法制的话语体系中，“罪疑惟轻”基于帝王统治的宽仁，而非无罪推定的理念，终究推导不出更具挑战性的“疑罪从无”。

　　清代因事立法，因案生例，往往将个案中的具体情节上升为条例，追求特殊罪状与确定刑罚的一一对应。与“正当防卫”相似相关的“拒奸”案件的裁判规则，便体现出列举主义和绝对确定刑等特征：按防卫人性别，有“妇女拒奸”条例和“男子拒奸”条例，针对防卫人与侵害者的身份关系，又衍生出针对“妇女悔过后拒奸”“男子悔过后拒奸”与“儿媳拒奸”的特设条款。有条件的“拒奸杀人勿论”规定内容，是移植“正当防卫”制度能够落地生根的基础；而认定各类“拒奸”的极高标准、人伦情境中对“拒奸”限度的从严要求等，则是“正当防卫”制度在中国社会推行的阻力。以史为鉴，分析《大清律例》中“儿媳拒奸”“男子拒奸”等特殊“拒奸”规则的立法意图与司法实践，可以了解传统中国有关“拒奸”罪与罚的特色与局限。

　　由以修订最为频繁的“男子拒奸”条例可知，刑部煞费苦心修改条例，往往是“出力而不讨好”——无论是区分情节轻重，还是细化量刑等次，几乎都于事无补：一方面，严格的“拒奸”情节认定标准之下，串供与伪证依然无法禁绝——只要能为杀人者开一条生门，定然有人不择手段。另一方面，真拒奸者，未必能够满足所有条件。更何况，要求十五岁以下少年，孤身反抗并杀死二十五岁以上青壮年等条件，不免强人所难。条文越琐细，一味追求个案的针对性，实践中就越受制于叠床架屋的旧例新规、极为不便，终于偏离立法者的本意。

　　归根结底，即便有历次修例作修正，有“罪疑惟轻”等原则作缓冲，但只要“男子拒奸”名目尚存，便始终是立法的薄弱环节。

　　从技术层面，“男子拒奸”条例，虽制定后便对同类情况颇具针对性，然而案例层出不穷，变化永无止息，罪状一再细化，区别微乎其微。更机械地套用了“妇女拒奸”规定的表述方式和要素，这种照搬和套用，并不能够反映男子在抗拒强暴的本质特性。只图一时便利，终究问题丛生。

　　往更深层次的立法合理性与必要性上探求，频繁修订细则或另立新规都并不治本：将“强奸”正条所无的男子“奸”，视作“拒奸”的启动原因，并由此展开男子拒奸、女子拒奸分立并相互影响的立法活动，其利在于有效回应具体情境与偶发个案，其弊则非一朝一夕——称男女“守身殊无二致”，割裂规律，纠结于现象的多样，片面追求立法的针对性，导致体系混乱，法规冲突，表现为文字长篇大论，但仍难以为司法实践真正地排解疑难。

　　“男子拒奸”条文的专设，是否必要？其“拒奸”的基础比照“妇女拒奸”是否合理？清代的执法者难免遭遇这样的困惑。常见方案，也是采取起来最为简便，但流弊无穷的方案，是追求个案合理性，频繁斟酌和审视特殊的“男子拒奸”案件，并由刑部从专业角度统一把控疑难案件的裁断，不时修补疏漏。这是修锅匠般的治标之策。

　　繁冗条例的存在正是理论与现实中矛盾冲突的写照。治本之策，要到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晚清，才得到机会运用。在宣统元年（1909年）核定《现行刑律》时，修例者终于直言此例不妥，“窃谓此等案件，全在问官细心推鞫，不在多立条文。溯查康熙年间，凡鸡奸之案，有照以秽物灌人口鼻问拟者，有照以他物置人孔窍定拟者，良由男女不同，故不以奸情论”。由是借大规模变法修律的契机，趁机删除一系列积重难返的繁复法规，“男子拒奸”例正在其中。次年颁布的《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中，“男子拒奸”条已删除殆尽。

　　“男子拒奸”条例的存废，启示在于，男女有别，巧立名目规制“男子拒奸”大可不必。清末修律者正是如此反思。而其后从体例到内容均致力于刑法近代化的“新刑律”，清楚区分强奸罪是“对于妇女”；“猥亵行为”则是“对于男女”。更是以正当防卫一条，取代了旧律庞杂的具体规范如拒奸等若干：“于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本刑一等至三等。”延续至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本刑”。“拒奸”条例的混乱与纠结总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