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韩京培是电视台一名当红新闻主播。他9岁大的儿子尚宇遭人绑架。绑匪在电话里勒索赎金1亿韩元。就在他和绑匪周旋过程当中,妻子吴智善选择了报警。但是,即便警察成立了专门调查小组介入,并动用各种高科技调查手段,案情依然毫无头绪。警察寄希望于高端的鉴证科学能够识别出绑匪的电话录音,但是录音带里的声音听起来阴森冰冷,从中几乎找不到突破口。在案发44天当中,狡猾的绑匪打了87通勒索电话,将警察和家属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成功诈骗了2亿韩元后,孩子的尸体最终在野外被发现。经过鉴定,孩子其实在被绑架的第2天就死于窒息。

　　该部电影取材于1991年李亭浩被绑架谋杀的真实事件,被列为韩国三大未解谜案之一。为了侦破此案,警方投入了超过1万人次的警力,动用了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搜捕,跨度达16年。逮捕并调查了逾420名嫌犯,分析了87份声音和笔迹样本。2006年1月,本案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凶手时至今日依然逍遥法外。

　　本片折射了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诸如警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新闻播报的伦理性原则、社会的仇富心理等等。然而,在笔者看来,本片最值得讨论的命题在于:执法的技与艺问题。即法律的执行究竟主要依赖科技手段,还是在于执法人员本身的技艺水平?

　　电影当中,各种高科技仪器设备统统上场,包括声波纹分析仪,笔迹鉴别仪等等。特别是操作仪器的博士在介绍声波纹分析仪时,声称“当监听到电话内容后,仪器可以破解对方的声音、方言、教育背景、甚至街道背景噪音。”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科技发展,声波纹分析仪已经算是比较先进的设备了。无怪乎办案警察都被它深深吸引,并寄予了极大厚望。而它也的确发挥了作用,将电话里面孩子的求救声辨别出来其实是“磁带录制”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本案是罪犯与警察、家属的周旋,不如说是人力与鉴证科学进行的一场较量。

　　但是,在笔者看来,无论如何精湛的科技,均要依赖于人的操控才可以发挥作用。相较于仪器的按部就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灵活具有天然优势。因此,人的因素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反观本案,恰恰缺少了这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本片当中,执法人员的颟顸随处可见:在周密监控之下,警察粗心大意、毫无责任心,致使嫌犯用手将摄像头转到死角,错失良机;埋伏在后备箱里负责监视的警察,一边嘟囔抱怨着工作的辛苦,一边又因被害人家属给点辛苦费而窃喜不已,以至于迫不及待的拿起车载电话给家人报告喜讯,而全然不顾这部电话正在等待绑匪来电;当绑匪驾车逃走时,后备箱里埋伏的警察居然被对方脱光衣服,手脚反绑,打晕在荒郊野外。人质没救到,赎金被绑匪拿走,警察自己也差点成为人质……

　　诚如有人所言: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只有未被发现的线索。作为专业的办案人员,只要再细心一些、再敬业一些,完全是有可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从而侦破案件。缺少了人的因素,再先进发达的技侦手段或许都无济于事。

　　通过本片,笔者认为,执法人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必须要在一定的人文情怀基础上催生出来。

　　影片当中,警察在主播房子里,拿起花瓶模仿主播播音,并啧啧赞叹“这房子真阔气”;在开始问询被害人家属前,警察却说“我的女儿们想要您的签名;警察们为了究竟谁的工作岗位更辛苦而争吵不休乃至大打出手,全然不顾另一边早已快崩溃掉的受害人父母。这样的工作态度注定无法与精湛的技艺相匹配。

　　执法人员如果能够设身处地的将自己置于案件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或许才能倒逼自己谨慎对待每一起案件。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会不会与司法人员的独立性相冲突。其实,大可不必。司法人员也是人,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来理解和适用法律,才不至于沦落为法律的“自动售货机”。

　　正如对《婚姻法》司法解释24条的评判就是如此。一些司法人员因为有了“二十四条”,不对债权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进行深入考察,而直接套用“二十四条”规定,才催生了一个又一个悲情的被负债者。这与深圳交警对不系安全带的车辆只罚司机、不罚乘客所引起的非议异曲同工。或许交警依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执法,的确与法有据。但是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总是有悖情理。不讲合理性只言合法性的思维,从本质上,就是缺乏人文情怀的机械执法。

　　在本片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公众对待犯罪的态度。当韩京培最初接到绑匪勒索电话后,面对妻子主张报警的建议,他断然予以了回绝:绑匪只是想要钱而已,抓不抓那个混蛋不是我们的事。然而事实证明他想的过于简单。电影末尾,已经泣不成声的主播在电视观众面前,发出了“尚宇已经走了,但是夺去他生命的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活在你我身边……”的呼号,并当场播放绑匪录音,请求公众辨认。或许至此,他终于明白:在一个毫无规则可言、犯罪大行其道的丛林社会,每一个人都可能无法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