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阿特丽斯·布劳德在艰难之中努力深造,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语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花甲之年获得麻省大学的终身教职。

    □　杨焯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研究员)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是英美法系的著名法谚,意指裁判不但要公正,而且要及时；如果公正来得太晚,可能对当事人没有任何意义。这一法谚突出强调了诉讼效率的重要性,要求国家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间内完成诉讼程序。然而,这句法谚的诞生之地却发生过许多旷日持久的讼战,“比阿特丽斯·布劳德案”就是其中之一。

    诡异的解聘 

    比阿特丽斯·布劳德(Beatrice　Braude,1914-1988)出生于纽约。她头脑清醒,精通法语,曾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欧洲研究处、驻巴黎大使馆等工作。1953年,她进入了新闻署担任法国问题研究员。不到两个月,上司就赞扬了她,告诉她可以加薪。新年钟声响起,她从美梦中醒来,却意外收到了解职通知。通知并未指责她办事不力,而是说“出于财政考虑”,听上去无可厚非。

    布劳德对此无话可说,只好另找工作,却遭到接二连三的挫折。她发现法国问题研究员的职位又有了空缺,连忙申请,却被拒绝。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代表团、民航委员会、商务部、内政部等求职,答复都令人失望。入职考试获得满分也无济于事。万不得已,她只好到私营的法资银行求职,面谈非常顺利,眼看就要签约,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来,再次打翻她眼看要获得的饭碗。简直太诡异了,布劳德起了疑心。

    求助无门 

    布劳德聘请了律师,向国务院文职人员委员会请求调查。委员会给了个明显是敷衍的答复,再也没了声音。一年后,布劳德委托了一名参议员,再次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结果被告知:档案中并未显示她被解雇是出于安全原因。这跟没答复有什么区别!

    事情一直拖到1963年,布劳德已经50岁了,要不是有法语特长,早就饿死了。她要求与文职人员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西面谈,当面问个清楚,又遭到拒绝。次年,布劳德向与她有类似遭遇的时任新闻署主任里德·哈里斯求助,不料哈里斯的回复自相矛盾而又令人费解。但布劳德无从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想隐瞒什么。

    布劳德又向美国公民自由同盟求助,把哈里斯前言不搭后语的怪话当作证据。她要求文职人员委员会销毁档案中可能存在的对她不利的材料,然而,此前曾拒绝与布劳德见面的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西却说,布劳德是个满脑子幻想的自大狂。案件拖了十多年,总统都换了几届,从艾森豪威尔换成肯尼迪,从肯尼迪换成约翰逊,又从约翰逊换成尼克松,布劳德始终没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正义来得太晚太晚 

    1974年,美国颁布《隐私法》。代理律师根据这一法案,总算弄到了布劳德的档案,被隐瞒了二十多年的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要求政府紧缩开支,为此新闻署需要裁去一些职员。当时美国正值“忠诚宣誓”高峰,新闻署安全办公室根据忠诚计划,在雇员档案中寻找所谓“可能存在问题的人”。他们发现布劳德跟一名共产党员有过接触,又是一家左翼沙龙的会员,而且出现在一名疑似间谍的通讯录上。倒霉的布劳德,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进了黑名单。

    布劳德的被解雇确实出于安全原因,但她不但没有获得听证和复审的权利,而且被隐瞒真相长达二十多年,完全违反了法律正当程序。布劳德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复职和补发工资。司法部却抗辩说,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1978年,法院判决布劳德败诉,只有一名法官支持她,建议将案件发回重审。1988年,布劳德因病去世。1997年,有关她的赔偿和解提案仍未获得通过。不过对布劳德来说,即使通过也已经没有意义,正义已经永远无法实现了。

    “比阿特丽斯·布劳德案”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莫须有”案件。当事人是一个小人物,远离政治,与世无争,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被疑神疑鬼的审查机构无端写进黑名单。这些机构明明发现犯了错,非但不提供救济,还拒绝认错,坐视当事人四处碰壁,徒耗半生精力,与本可获致的正义一次次地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