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的小作文有点意思，我往往答以“自娱自乐而已”。以前我觉得这是自谦，现在才知道这是自傲。

　　赫胥黎的随笔《娱乐》，一定深深启发了波茨曼写出《娱乐至死》。娱乐本是生活的必需，如何走到“至死”的地步？

　　赫胥黎认为，现代“娱乐”的可怕，是由于种种有组织的消闲每每愈来愈流于愚蠢。从前，消遣是需要使用一定智力的。比如，在17世纪，英国王室人员与朝臣对听渊博的讲道和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问题的辩论感到真正的乐趣。在巴拉丁王子与詹姆士一世的女儿的婚礼期间，招待来宾的部分娱乐是一场和蔼可亲的掌玺大臣威廉斯与一群剑桥大学的逻辑学家进行的三段论法的辩论。作家阿城在一场关于音乐的访谈中提到，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室内乐作品中，我们会听到其中某一种乐器的演奏非常简单，这个声部的演奏者一定是个贵族初学者。这些音乐家都有这个本事：“你的乐器拉到什么份上，我就给你写什么样的曲子。我知道你的水平，绝不会超过这个水平给你的声部，你也玩得挺高兴。”但也由此可见，当时这些王公贵族对待音乐，都是亲力亲为，而不是附庸风雅、不懂装懂。

　　欣赏智力乐趣的不单是贵族。在伊丽莎白时代，具有普通文化的每位绅士淑女，一经请求，都能来一首小曲或圣歌。远在偏僻的乡村地区，农民年复一年地举行传统的仪式，春夏的舞蹈，冬天的假面哑剧，秋天庆丰收的典礼——种种适合于每个相继递嬗的季节的活动。他们的乐事是智力上的也是生气勃勃的，他们自己想办法来自娱。

　　如今，我们的娱乐越来越不需要动手动脑。观影观剧，“数不清的观众消极被动地沉浸在废话温水浴里。对他们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没有参与；他们只要坐着把眼睛睁开就行。”欣赏音乐，“在旧时代他们自己创作”，如今他们只要把耳机戴上。甚至对体育运动也采用代替的方式。有一个关于李鸿章的笑话。李鸿章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首相要陪同他打一场网球。身穿黄马褂、脚蹬朝靴的李鸿章断然拒绝了，他勉强同意坐在看台上观看“这种野蛮人的运动”。英国首相只好跟外交大臣一起打了一局。当两人汗流浃背地跑上来询问这位大清国的重臣观看比赛有何感受时，李鸿章慢慢悠悠地说：“首相大人，你何必亲自受这个苦呢？在我们文明的大清国，这种粗活一般都交给下人们去干，有身份的绅士不会不体面地为了一个小球而跑来跑去。”李鸿章这还好歹是“去现场”，而我们看直播就满足了。

　　渐渐地，我们将最终丧失自娱的能力。赫胥黎说得比较客气，“按这种方式，自己让自己中毒，文明看样子好像会容易陷入未老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