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里，我见过最多的树，是杨树，亲手种过的，也是杨树。小学、中学时，老师带我去农村牧区参加植树劳动。大学入校不久，学校组织上千名新生去京郊山区植树造林，返校后开全校表彰大会，指定我作为植树劳动下力气的新生代表去大礼堂讲台上发言，那一回念了两句讲稿不念了，说出实话，我喜欢看见树，喜欢种树。下面笑得好欢喜，我也笑。

　　我离开内蒙古去北京上大学是1979年。那之后，我母亲在院子里种下一棵抗旱耐寒的太平果树，我放假回来见到，新鲜得我绕着小树转过来折过去，一种理想突然间变成现实，那件事着实不小。果树在十几年前随着拆迁，它的树龄告一段落。

　　从前，围绕太平果树，肥嘟嘟的麻雀成群结队，我母亲照应它们在房檐下、熄火的烟道里、牢靠的树杈间筑巢生活。太平果树不再，那个院子，那棵果树，每回想起来幸福感依旧。

　　我们旗的纳日斯太林场种植了黄太平果树实验苗圃，无霜期短促的夏天，在我们旗已经开始霜冻了，那是内地欢天喜地赏惜金秋的季节，我们旗的九月中下旬，摘下的太平果进到城里，被人们请回家，全旗的人都感觉到天地有了不同，感觉到奢侈得过于厉害，获得的太平果这个好东西对大家来说确实金贵。它在手上很重，在心里很重，在梦里也重，给到孩子们一个两个，孩子们立刻转身满世界跑，欢喜不已必须跑着跳着，累到跑不动跳不动，带着太平果的美好滋味重新回归家里，安然若泰让太平果成为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孩子们欣然接受下来，把太平果子的香甜酸脆齐根埋伏进身体里。老人讲，不能吃掉籽，籽进到肚里，能长一棵树出来。于是又有了关于人和树的幻想和不甚安宁。

　　那是一个语言少、梦想多的时代。

　　我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摘苹果的工人。上大学以后，有一点点钱自己可以支配，如果想念苹果，买一个回来。可是从小，想念一个苹果，伴随了不少搅扰人的时间，直到上大学离开家，也没有摘过几次苹果。倒是有过，过八月十五的时候，母亲给我们每人五到六个核桃大小的果子，如何度过有果子的日子呢？得有一个仪式，有一个配得上果子的果络，尽可能持续更多的时间，让果子待在家里，和我一起静守。有了果子，它来到家里，该是隆重的，我舍不得吃掉。每一年的八月十五，我早早准备好两三根扎辫子的玻璃丝，等待有果子这一天，编织出小方格的果络，装进果子，把果络高高悬挂起来，每天看着果子变得更红，享受溢满房屋的果香味道，实在抵抗不住诱惑时取一个吃掉。

　　我大哥和纳日斯太林场早年间过来支边想给这里种植一些什么树木的黑龙江满族工程师家的大姑娘广平结婚了，于是，那棵太平果树，经由林木工程师亲手栽种、剪修，顺利成活。见到院子里长起一棵太平果树，就像从天而降一个梦寐以求过的苹果，我真想那个晚上生起篝火，在篝火旁坐一晚上，端详那棵树、守候那棵树，想象那棵树一下子闪过去两三年，花开花落以后，结出果子。

　　种植了果树，在我们旗的土地里结出果子，这件事不亚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我们家里。十九岁以前在老家，那里长不起杨树以外别的树。印象里，前三十年那会儿，街道路边上有了几棵松树，我探亲时见到，问父母，我们旗能长松树了？父母说，不知道过不过得去这个冬季。我想，大概跟羊群能不能顺利越冬是一个道理。

　　过去我们旗只有不多几棵杨树，今年栽，明年死，要不就是被大风刮跑。后来各机关单位根据分配下来的任务，动员旗周边的农村老乡帮助完成本单位的植树任务，挖一个树坑一毛钱，于是，一个成年劳动力，挖一天树坑，也就是植一天树，挣一块钱左右。春天挖冻土地种树，并非易事，城里机关干部了不起一天挖两个树坑，十来个老乡三五天超额完成任务。问题是，下一年，机关事业单位接到植树任务，开拔出去，雇到代替单位员工出勤的植树能手，还是在上一年挖的树坑原址上重新挖掘。这是杨树。杨树是我们旗那些年月能够试栽成活一部分的唯一树种。我们旗植树造林的梦想，在旗里大小人们心里栽种下了。

　　长到一定岁数以后，我动手画画。画得最多的是树。一拿起笔，手上就出现树。我没来得及在纸上、布面上种几棵果树，种得比较多的是冬天的树。枯树的美，枯树的魅力，植根在心里。我远没有画出来它们。七八月的树，画完发现，没画叶子。确实，透过树叶的树，更吸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