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观察，经由长期的积淀，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世界文学开始突进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新变，几个不同区域的古老民族几乎同时歌唱起来且形诸文字。希伯来文明出现了《旧约》诗篇，希腊孕育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印度衍生出《梨俱吠陀》，而中国则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诗经》。

　　《诗经》，原名《诗》，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305篇作品，广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俗状况，是宗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自成书之日起就备受重视。春秋末期的孔子教育学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还特地告诫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都说明《诗经》在政治实践、外交斡旋、学术传承、移风易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降及西汉，《诗经》被立为官学，此后一直作为儒家重要经典被国人广泛传诵，至今不衰。

　　先秦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滥觞与形塑期，《诗经》对此多有反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先秦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滥觞与形塑期，《诗经》对此多有反映。要言之，约有以下三端：

　　其一，砥砺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主要体现在《诗经大雅》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篇。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生民》写周部族始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帝尧命他管理农业，后稷“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天下得其利”。《公刘》写公刘继续执行后稷“以农为本”的方针，“务耕种，行地宜”，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于是远近百姓皆来归附安居，周进一步兴起。《皇矣》《大明》写周太王、王季、周文王三代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与商纣会战于朝歌郊外，“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终于推翻了殷商的残暴统治。从《生民》到《大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曲波澜壮阔的民族崛起史诗，诉说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开拓进取精神。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愈是当国家民族身处困境之时，其光芒就愈发显现，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其二，崇德贵民的人本思想。王国维谈及殷、周之际中国政治、文化的变革时曾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王氏所言甚是。周代统治者夺取天下后，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不仅直面政治、经济的百废待兴，还试图解决下述疑问：商纣王不是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么，那为何新兴的周能够取代绵延数百年的殷商？又是什么使得“昊天大降丧于殷”，转而对周格外青睐的呢？经由一系列的严肃思考，周人得出了“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逻辑推论。简言之，天命是不断变易的，它只会辅助有德的人；民心同样没有常主，只是怀念仁爱之主。基于此，周人不断告诫后代“惟命不于常”“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并构筑了一整套统治者须“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理论，这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古训。

　　其三，反躬自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天命靡常”的深刻反思相辅相成的，是诗经作者们浓重的忧患意识，他们深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道理，于是疾呼“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以期不忘初心、善始善终。他们认识到了“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是以要求上位者“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在相传为周成王所作的《周颂小毖》中，有这样的自警——我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使以后不致再犯：不要招惹蜜蜂，它们虽小却能蜇伤人；开始相信那小小的鹪鹩，转眼翻飞化为难驯的大鸟。郑玄注释说：“毖，慎也。天下之事当慎其小，小时而不慎，后为祸大。”“惩前毖后”的成语即出于此。当这种意识内化为中华文化的基因，则如《唐风蟋蟀》所说，“无已大康，职思其居”“无已大康，职思其外”“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即便在休闲娱乐之际，也保持着应有的节制与警惕。类似的还有《小雅小旻》所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终身以此为准则，甚至在弥留之际还吟诵该段并对弟子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深沉的忧患意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

　　《诗经》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都成为后世诗歌主题、内容的不竭源泉

　　作为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处处可见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这些都成为后世诗歌主题、内容的不竭源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以下三方面。

　　第一，乡国情怀主题。乡国情怀是对自己出生的土地不离不弃的眷恋和义不容辞的担当。每当乡邦遭受入侵或陷入困顿，志士仁人便挺身而出。“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许穆夫人听闻卫国被占领，心急如焚，昼夜兼程奔赴国难，以其血泪写下这首《载驰》。当时的盟主齐桓公深受感染，派军队帮卫人戍守城邑，卫国民众也在许穆夫人爱国精神的鼓舞下重建家园。许穆夫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外敌入侵，家国危殆，铁血男儿互相感召、互相激励，“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全诗不断以重章叠句的手法增强语气，仅在相同句式中变换几个字样，展现了普通兵士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大无畏精神。对乡土的眷恋是爱国之情的细化，征夫虽深知“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然行役既久，不免怀念家乡，是以有“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之叹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悲。自此以后，杀敌报国之情、羁旅行役之感、都邑乡关之思便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

　　第二，亲情、友情与爱情主题。“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这是对母亲的歌颂。“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从此“渭阳”成为甥舅情谊的代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是对手足之情的肯定。“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是对纯真友情的向往。当然，《诗经》最打动人心的，还是那些爱情篇章，这里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的专一，有“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的勇敢，有“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更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的热烈，还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是《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亲情、友情与爱情主题被文人墨客反复诉说，形成了异于西方的民族文学特色。

　　第三，怨刺讽喻主题。《诗经》的现实精神素来为人称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分明是唐曹邺《官仓鼠》的远源。写下“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者与后世感叹“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劳动人民同掬一把辛酸泪。“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的控诉无疑可视为左思《咏史》诗的先导，而“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则是《雉子斑》《枯鱼过河泣》等动物讽喻诗的滥觞。

　　经由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的不断建构，自强不息的精神、崇德贵民的思想、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革故鼎新，傲立于世界的东方。《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屈原、三曹父子、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黄遵宪等古典诗人，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仍有启示意义。（作者：李浩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