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案件载于民国徐珂编纂的《清稗类钞狱讼类》。安徽东流县民王三衙，与建德县的黄孔英关系密切。黄孔英的年纪比王三衙大得多，王三衙就一直把他当大哥看待。同治年间，太平军进军安徽，逃难混乱之中，王三衙不知流落何处。三衙的妻子萧氏孤苦无依，只得辗转到了建德县张家镇，投靠在黄家门下。

　　黄孔英见萧氏年轻颇有姿色，思量着在她身上发一笔小财，就哄骗她说：“王三衙的全家已经被长毛杀了，你即使回到家乡，也无所依靠，何不改嫁呢？”萧氏不得已，只好拜黄孔英为义父，而后改嫁给了建德县民陈维，黄孔英果然得了一笔颇为可观的聘金。

　　此时王三衙已经回到了家乡东流，只是不知道妻子就在黄家而已。适逢陈维因事要去东流县，萧氏就嘱托他顺便寻访娘家的人。陈维在城外的一座破庙中找到了萧氏的弟弟，并告诉他其姐改嫁的经过。萧弟一听，立刻奔至王家告诉了王三衙。三衙大怒，在旅舍中找到陈维后，就挟持着他一起到了建德县当面责问黄孔英。黄孔英既惭愧又害怕，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只得吩咐家中人整治酒食款待王三衙，自己则找了个空隙进入内室，服毒自尽了。

　　黄孔英的儿子黄召南因父死而愤恨，进而迁怒于王三衙，便谋划着要报复他。这天半夜，黄召南将父亲的尸体抬至山中，诬控被王三衙殴伤至死，并指着镇口路旁一乘弃轿作为证据，说王三衙就是用这乘轿子将其父的尸体抬进山中的。建德县令孙宝害怕山路崎岖，不肯前往验尸，就命令一个姓郭的县尉代往。郭县尉到了现场，黄召南塞给他一些银子，郭县尉便报称黄孔英系殴伤致死。县令孙宝当即逮捕了王三衙，并施以种种酷刑，迫使王诬服认罪，案子就这么定了下来。

　　王三衙有个叔叔见侄儿横遭诬陷，就到郡中为三衙鸣冤。知府周士凯就把此案移交给东流县令林福祚审理。林福祚细细分析，认为王三衙打死了人，而且用轿子把尸体抬入山中，怎么会扔掉轿子，留下踪迹呢？再说轿夫是谁尚未弄清，怎能凭着一乘轿子就定下杀人罪呢？于是饬令衙役先缉拿轿夫。

　　轿夫供称：王三衙有个伯父，家住乡下，在镇上开了爿杂货铺，这天忽然生了病，家人就请我用轿子来抬他回家。哪知到了镇上时，病者已经痊愈了。我无所事事，就把轿子放在路边，到镇上去看戏。不巧碰上了黄召南，才遭到诬陷。

　　林县令将案情如实上报。哪知此时知府周士凯已得了黄家的贿赂，硬说林福祚包庇凶手，并以上疏弹劾相威胁。林福祚不为所屈，直至省中谒见大员，极力主张开棺验尸。

　　这开棺验尸可是大事，安徽数十年间没有实行过，省中大员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得再向两江总督请示。当时的两江总督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总管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当即从江西招来一个著名的仵作去安徽验尸。开棺以后，仵作呈报：黄某之尸有服毒之情状，无殴伤之痕迹。这一来，黄召南才不得不承认了诬告罪。于是周士凯、孙宝及郭县尉都被撤职查办，林福祚官复原职。王三衙与黄召南自然是一个获释放，一个被治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