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有疾，药先尝”，这是清代启蒙读物《弟子规》中的句子。听说这两年北京市的一些小学开始要求孩子背诵《弟子规》了。继承传统美德，出发点无可指责；只是其中一些诸如“药先尝”之类的“名句”会给孩子种下什么样的精神种子，又的确值得反思。这背后隐藏着的是这样一个大问题：在继承传统道德与塑造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之间，有没有内在冲突，两种价值该如何协调？本文就从一个年代较早的“尝药公案”说起吧。

　　时间是春秋后期，公元前523年5月5日；地点是许国，一个姜姓的袖珍诸侯国。许国的现任国君叫“买”，谥号许悼公。这年夏天，许悼公得了疟疾。按说疟疾不算要命的大病，但这次也许真的有点严重。悼公的太子叫“止”，好心给父亲弄来一服药，不料许悼公吃后当天就一命呜呼了。这样一来，太子止谋杀父亲的嫌疑难以洗刷，只得流亡到别国去了。这就是著名的“许止弑君”事件

　　“许止弑君”能够成为春秋时期的一段著名公案，并非因为案情复杂疑难：如果太子止真的是故意弑君篡位，不可能事先不做配套的准备手段；而且，在药死父亲后他选择流亡，可见这是一个要脸面要名誉的君子。案件的事实，从当时以来基本没产生过什么大的争论：太子止是好心办了坏事。

　　“许止弑君”事件成为公案，在于它的“经学价值”。从事情发生的时代开始，围绕此事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就纷纭不断，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儒家最根本的一些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忠孝，以及如何恰当地去履行忠孝。

　　《春秋》对此事的评价简要而明确：“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由此，本案性质就此确定，后世儒家再评价此事，就只能在“弑君”这个基础上展开了。

　　《左传》借君子之口进行了评价：“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侍奉国君当然要用心尽力，但用药的事情还是不要参与为好。《谷梁传》对“许止弑君”事件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和评价：许悼公死后，太子止自责不已，他说：“我终究是参与谋杀君父的人啊！”他整日悲泣，不到第二年就死去了。这么孝道一个人，《春秋》为什么还要将他钉在“弑君”的耻辱柱上呢？因为他只知进药而不知道替君父尝药，结果害死了悼公，所以他终究还是有责任的。

　　关于“许止弑君”的公案，一直到明清时期还有人在议论。与“许止弑君”事件相关的“为尊亲尝药”规则，则成为中国古代被广泛接受的“忠孝”的重要标杆。问题是，是药三分毒，如果尝药中毒了怎么办？这个常识性的疑问，在“忠孝”的大帽子下，居然很少有人敢于提出。

　　对于“许止弑君”事件的评价，个人觉得，还是《左传》的观点较为可取：医药属于专业领域，尽心于忠孝，但不能插手医药这样的专业领域。西谚有云：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左传》则说：孝子的归孝子，良医的归良医。

　　“尝药”义务问题何在？在于它过分强调臣与子的义务而泯灭了他们应有的权利。要求一方放弃应有权利去尽义务，是专制主义之精髓，因为它以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天赋权利为前提，而不管这种牺牲是否有益于另一方。在先秦百家中，儒家思想蕴藏着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在制度设置上也比较注重强调双方互有权利和义务。相比于同时代的法家以及宋明之后的儒家，早期儒者往往显得更加大气、通脱、切合实际，也更加人性化。他们似乎更清楚，所谓“礼”，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框架，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服务的，在礼的框架之内，应当有广阔的可供享受生活的欢愉的空间；礼法，绝不应成为阻挠正当幸福生活的“法海”，更不能成为一方用以加害另一方的“正义”工具。

　　今天我们继承优良传统文化，亦应着眼于这样的内核和精华，而不应过度拘泥于早已过时的具体制度。如何用儒家那点悲天悯人的大情怀来观照当世？还需要一道很关键的鉴别工序。直接要求今天的孩子去背《弟子规》，这种办法似乎过于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