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有雨，去看一个人。

　　那个人大名鼎鼎。“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称颂，从北宋年间，一直流传至今；戏剧里，他“日断阳、夜断阴”，人们亲昵地称他为“包青天”或“老包”。“开封有个包青天”，歌声高亢流转。在他曾经任职的河南开封，在湖水之畔，在垂柳的掩映处，有始建于北宋末年的包公祠。

　　一道沟痕，声声呼喊

　　快到包公祠的时候，一声“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闯入耳畔，循声望去，是一个壮汉，在对着湖面唱豫剧。那声音浑厚嘹亮，荡气回肠，极具有乡土气息。走进被雨笼罩着的包公祠才发现，游人手中的雨伞，色彩各异，鲜艳醒目，把包公祠装点得五彩缤纷。

　　步入大殿内，迎面便是一尊铜像，高3米有余，但见包拯蟒袍冠带，正襟危坐，一手扶持，一手握拳，仿佛要拍案而起，一身浩然正气，凛然不可予夺。这包公形象，与我们在艺术舞台上所看到的，大相径庭。舞台上，包公黑脸，环眼，前额中间，突起一钩新月，身材魁梧，威严过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是包公出仕明志的誓言。他一生践行着这样的誓言，堂堂正正，轰轰烈烈。遥想当年，包公知开封府时，那凛凛威风，令乱臣贼子畏惧，甚至恨之入骨，是从哪里来的？是那“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还是那“公生廉，廉生威”？

　　这时，那块黑色大理石古碑，撞入了我的视线。

　　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厚24厘米，四周以蔓草和缠枝牡丹镶边。碑额上方，篆刻有“开封府题名记”六字，碑文为楷书，共21行，每行字数不等。碑文记载的，是开封知府的姓名、官职、上任年月等，时间跨度有140余年之长，从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公元960年）到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共计官员183名。近览石碑，寇准、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风流人物，纷纷列于其上。石碑相传是宋代遗物。再细细观看，在其碑文的第三行的上首，欧阳修名字的上方，有个鲸鱼般的凹痕，光滑而自然。“鲸鱼”头冲天，尾部的字隐约：“……二年三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人们说，这深深手指之下，印的原本是“包拯”二字，早在南宋时，就被爱戴他的百姓摸掉了。老百姓在碑里“寻找”包拯、“抚摸”包拯，带着疼痛与景仰，得到温暖与平和，不断地和包拯对话、对石头诉说。就在这不知多少次多少人的抚慰下，石刻的包拯名字不见了，成为一条深深的沟痕。这深深的沟痕，积聚的是人民对公正、清廉与法律的呼喊。

　　有人说，那里不可随便触摸，若是清官摸了，指头会干干净净；若是贪官摸了，指头会沾上黑灰变黑。早在金代，诗人王恽在开封府瞻仰《开封府题名记》碑后，就赋诗《宿开封后署》：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包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史书说他“性峭直，恶吏苛刻”，“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足见他对权贵豪强具有多么大的威慑力。包公59岁时从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历时仅一年有余。正是这段短暂的时光，在历史上抹下了重重一笔，令世人永记。古时有一副对联，总结了他的人生：“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千年来，世人敬仰他，不就是因为他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爱民如子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一座碑，镌刻了一个人无声的历史。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的交口称颂，就是最好的墓志铭。包拯病逝后，“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而今，包公对于国人而言，是一个极响亮的名字。这名字，早已不仅仅指代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包公曾经在奏议中写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晚年留下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其言甚是苛刻，但正是这种苛刻昭示出的凛然正气，大可与日月同辉。包公为人刚毅，为官清廉。其子包绶，谨遵家训，“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客死在赴任途中。死后检点遗物，“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无所积为日后计者”。如此家风，怎么不令古人折服、今人追慕？

　　走出包公祠，我凝望那片湖水。开封人把包公祠修建在其旧址上，并命名这片湖水为包公湖。包公用自己一生的言行，铸成一面历史明镜，上可以鉴青天，下可以察苍生。在这面历史明镜面前，廉与贪，忠与奸，正与邪，是与非，不是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