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5年的盛夏，因酷热难熬，从福建安抚使岗位退居湖州的叶梦得每日早起，便带着“挟书”的儿子叶栋、叶模及门生徐惇，跑到湖州卞山半山腰找一块“泉石深旷、竹松幽茂”的地方，或“各自捧读”，或“质疑请益”，或“泛古今杂事”，所读所议妙趣横生，使人渐忘暑热。

　　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堪称“读书避暑指南”，书中所录唐宋时期一些文化名人以及自己的读书消暑轶事，生动有趣，不失为优质的精神避暑指南。

　　当年，连续20多天高温，“泉旁林下”热气熏天、热浪灼人。面对此景，叶梦得便自言自语：“冰蚕火鼠，此本何物？习其所安，犹不知异……今此热乃复浪为苦乐耶。”念完之后，环顾室内室外，皆成“清凉国土”。

　　避暑读什么书最佳？叶梦得卖了一个关子：“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这凸显了他的阅读量之大、阅读类之多。叶家原“藏书三万馀卷”，“靖康之难”后“所亡几半”，南渡后因居所狭隘，没多余空间存放书籍，结果“雨漏鼠啮”，所藏之书越来越少。尽管如此，他当年夏天搬出来晒的书，20天才能粗读一遍。叶家父子视暑天读书为雅事，每晚都喝三杯自制“扎啤”，兴奋地说：“读书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酿。”

　　其实，叶梦得父子盛夏此举还是“抄袭”宋初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欧阳修读书避暑钟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每到暑天，邀朋呼友光临他建在扬州的平山堂论诗谈词之余，就玩“击鼓传花”游戏，“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馀朵”，插在百余个盆中，摆放于宾客之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通常玩到深夜“载月而归”。为此，欧阳修还兴奋地作诗云：“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销磨酒百分”。

　　有生活情趣的苏东坡“读书消暑法”更是别具一格。在黄州和岭南时，每到酷暑，苏东坡每天早上起来后，“不招客相与语”，必出门造访他人，且所造访者不分贵贱贫富，“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遇到不会讲故事的，他“则强之说鬼”，并告诉对方“姑妄言之”。于是，没有不喜欢跟他聊天的，且“皆尽欢而后去”。

　　苏东坡避暑不仅喜欢听“聊斋”，也酷爱话“封神”，并上当受骗两次。1086年，一个自称经常与后晋水部员外郎、修道成仙的贺元一起玩的骗子乔仝告诉他，时年150多岁的“贺神仙”很想见他。苏东坡大喜，并从羞涩的囊中摸出二十缣钱相送，还一口气写诗五首相赠。之后，骗子乔仝“讫不复见”。

　　晚年，苏东坡经王黎引荐又遇到一个名叫姚丹元的骗子，这个骗子本名叫王绎，是开封城一个“富二代”，因不肖，被父赶出，他便装成道士四处行骗，吹嘘自己道行了得。东坡“尤奇之，值以为李太白所作赠诗数十篇”。

　　与情趣盎然的苏东坡相比，王安石读书避暑便显得沉闷乏味。屁股像长了刺的王安石“非卧即行”，晚年居南京钟山的谢公墩，夏天“每食罢”，就带上书、骑着小毛驴上钟山，“纵步山间”，累了找一块有树荫的地方倒地就睡，往往太阳下山才归，并“率以为常”。

　　相比之下，同样喜欢到山水间清净度夏的中唐名相裴度就讲究多了，他盛夏“山居七年”：每天“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盛夏去野外避暑，途中中暑咋办？宋徽宗崇宁年间的一个暑天，在书局“打工”的叶梦得，亲眼目睹一马夫骑马飞奔到书店，“忽仆地，气即绝”，众人急忙用“五苓大顺散”施救，却无疗效。眼看已过最佳抢救时间，同事王相取来一头大蒜，与路上铲来的热土一起碾碎，加之干净的水搅拌，过滤渣滓后，撬开马夫的牙齿灌了进去。不一会儿，马夫苏醒过来。到了傍晚，他就骑马回去了。叶梦得记下了这个“医方”：“古方治暑无他法，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能害之矣。”《四库全书》称，叶梦得所记录和叙述的内容真实性强，“足资考证”。

　　失去了深度阅读和精神指引的人们只能在现代城池中困顿，却不自知。技术的发达总令我们失去了自己精神力量的强悍，盛夏整天呆在空调室里身还热、心难静。叶梦得的“读书避暑指南”无疑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总有凉爽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