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拉赫创作的《科里尼案件》是一本国际畅销的小说。小说以刚当了42天律师的业界新手莱能的视角，讲述了一起杀人案跌宕起伏的前因后果。小说一开始就将两个矛盾冲突呈现给读者：被告人科里尼在柏林一家酒店以残忍的方式枪杀了85岁的德国企业家汉斯迈耶后自首，但对作案动机保持缄默。莱能被法院委派为科里尼的辩护律师，作为职业生涯的“首秀”，如何为一个不需要辩护的沉默的当事人辩护，这是一个相当有悬念的矛盾冲突；一筹莫展的莱能很快又得知，案件的被害人竟然是自己好朋友的祖父，一位曾经在莱能的青少年时期给予过他亲人般爱护和温暖的老人。如何为一个杀害了于己有恩的凶手辩护，是一个相当有冲击力的矛盾冲突。

　　莱能一度想从这桩案子里抽身，作为对手的是被害人方聘请的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律师，对方无论是名望上还是经验上都绝对碾压莱能。无所作为然后输掉这场官司，于莱能来说，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

　　但是，莱能要“做律师必须做的活儿”，他坚持不懈地从证据里找线索，又循着线索到故纸堆里找答案，终于解开了科里尼的杀人动机之谜。原来，科里尼是意大利人，1943年，在他只有9岁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他的姐姐被德国兵闯入家门奸杀，之后，因为两个德国兵在街头被游击队炸死，作为报复，德军枪杀了20名有游击队员嫌疑的村民，科里尼的父亲也在被害者之列，而下令枪杀游击队员的军官，正是汉斯迈耶。

　　成为孤儿的科里尼被舅舅和舅妈抚养长大，后来又到德国一家工厂打工。1968年，科里尼曾控告汉斯迈耶在二战期间犯有谋杀罪，但就在同一年，时在德国司法部任要职的一名曾经的纳粹德国法官，推动通过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法律《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该法的实施让所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军队犯下的针对平民的罪行，都超过了追诉期限，汉斯迈耶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因此逃过了法律制裁。由于诉诸法律不能，科里尼在自己最后一位亲人离世后，枪杀了当年的凶手汉斯迈耶，亲手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这本小说，一共讲到了两个复仇的故事：一个是德军的复仇，另一个是科里尼的复仇。但两个复仇的故事背后，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即：“如果有一个不公正的法律，它的立法本身是错误的，那么作为国家公民，我是否仍要遵守？”这是一个从苏格拉底起人们就在尝试回答的古老的问题。站在法律的立场，这是一个是非题，纵有千般理由、万种解释，仍然需要在某种取舍原则下给出一个唯一的、确定的答案；但站在文学的角度，这却是一个不会有唯一答案的命题，因为展现人性的复杂才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因此，在《科里尼案件》中，席拉赫很聪明地没有为难法律，非要它回答这道古老的难题，而是通过安排科里尼在真相大白之后于狱中自杀的情节，终止了案件的审理，让故事戛然而止，从而给读者留出从法律的立场进行思考的余地以及从文学的角度生发联想的空间。当然，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作者都隐讳地给出了自己对此案的态度：题记用了海明威的话：“或许，我们人生一世，就是为了做那件必竟之事。”结尾处，科里尼在留给莱能的一张自己姐姐12岁时的照片背后，用笨拙的笔迹写下：“我对一切致歉。”

　　逼真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它是逼真于法律的，做过刑案律师的席拉赫对案件的每一个诉讼环节的肯綮之处了如指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小说情节的推进符合发现事实的逻辑、庭审细节的展现符合证明说理的理性，一些罪案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细节于理不合、于法相违的情形在这部小说里并不存在。它同样也是逼真于生活的，虽然予盾冲突的张力贯彻始终，但作者的笔触却很节制，他用类似于布莱斯特的“离间方法”，刻意用冷淡的笔触，不动声色地描写细节，极其克制地摹画心理，几乎不出现带有任何褒贬意义或煽情色彩的形容词。

　　“你看到蛆虫，就把蛆虫写出来；你看到尸斑，就把尸斑写出来。”这是席拉赫所推崇的写作方法，也是他所践行的写作方法。文学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艺术领域，是否经过专业训练并不是关键性的问题，但能否展示美、能否打动人心却是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重要条件。幸运的是，席拉赫这种完全不写意的白描手法，与罪案的冷峻属性以及法律本身的理性气质结合在一起，意外地气场相合。或许，这是小说这门艺术对于学法律出身却热爱文学的作家的一种独特的厚赐吧！

　　在《科里尼案件》出版之后，德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重新审定让战犯逃避法律惩罚的丑闻，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一部小说，而推动了司法的进步，既是意外之喜，也是莫大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