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翎即孔雀翎，在清代是极为重要的冠饰。关于花冠来源，清代福格《听雨丛谈》记载：“（明）都督江彬等承白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似与今三眼双眼单眼花翎之制相同。惟雉尾鹅翎，不及本朝之孔翠壮观多矣。”清陆心源在《翎顶考》中也说：“靛青天鹅翎即今之翎顶，此乃翎制之肇端也。”可见孔雀翎似来源于明朝的靛青天鹅翎。

　　在等级森严的清王朝，花翎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花翎本身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花纹，一个圆圈就算作一眼。翎眼的多寡，也反映了严格的等级差别。按照《清史稿·礼志》和《清会典事例·礼部·冠服》的记载：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贵族，还有和硕额驸（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戴双眼孔雀翎；五品以上，在皇宫服务的内大臣，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戴单眼孔雀翎。可见，花翎是清朝居某种地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

　　在清宗室藩部内，也“不得逾分滥用”；在尚武风气犹存的清朝，即使是有资格戴用花翎的王公贵族们也并非生下来就可享戴花翎，而是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戴用。

　　福建提督施琅，本是明朝将领郑芝龙的部将，他降清后隶属汉军镶黄旗。康熙年间，他在平定台湾时立了头等大功，被赐予御用袍等荣贵物品、封为“世袭罔替”的靖海侯。所得荣誉足够显赫，但是施琅却上疏，力辞侯位，而恳切要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这件事，引起朝廷的震动，大臣们认为在外的将军提督，无赐花翎的先例。而眼光远大的康熙则特别下旨予以赐戴，他说：“以开疆海外，削平僭伪之元勋，赏翎弗及、以泽延后世。”施琅拿“巍巍五等之崇封”去换取一支花翎，这就可以看出当时崇尚花翎的风气。

　　此后，清最高统治者为了鼓励臣下效力，开始把花翎赏赐给对封建王朝作出特别贡献的官员。乾隆曾明确宣称：花翎可“特赏军营奋勇出力之员”，并规定，“如有建立大功，著有劳绩，理应戴用（花翎）者，各该将军大臣等，即应声明具奏，令其戴用”（《清会典事例》）。据《清史稿》载，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傅恒曾先后被赐予双眼花翎两次、三眼花翎一次，每次他都感到诚惶诚恐，而上疏力辞，不敢戴用。

　　朱彭寿在《旧典备征》中统计，乾隆以来直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乾隆时的傅恒、福康安，嘉庆时的和琳，道光时的长龄、禧恩，光绪时的李鸿章、徐桐，总共七人。据《啸亭续录》记载，大臣中赐双眼花翎的也不过才二十余人。难怪赏赐花翎，被看作是“宠遇尤隆”的“千古荣遇”，被赏赐的人能够对皇帝“感激涕零”了。

　　花翎的赏赐虽然严格，但赶得巧，也可能在皇帝高兴时意外地得到它。《清稗类钞》记载，新疆张格尔叛乱，道光皇帝“锐意太平，望捷若渴”。各省的文报，按照规定是由兵部经奏事处上报皇帝的。有一位宦况清凉的老司员，平常独乘驴车出入，行止都在别人后面，被人鄙为“寒伧翁”。擒获张格尔的捷报传来时，天色已晚，官员们都已回家，而兵部来不及派值班的人去奏报，凑巧这位“寒伧翁”仍在公署，于是便派他去报捷。道光皇帝听到平张的捷报后，大喜过望，下旨说：“报捷音者，赏戴花翎，着军机处行走。”老司员真可谓“时来运转”，受宠若惊而当时的人也不得不叹服老司员的福气。

　　清朝后期，花翎的赏赐范围渐渐扩大。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恭修玉牒告成，定亲王载铨奏奖赏戴花翎，开了对在其他方面作出贡献的人保举花翎的先例。道光时刑部郎中耆龄还因平反冤狱有功被特赏花翎（薜福成《庸庵笔记·书涿州狱条》）。后来则更有了捐翎的例制。鸦片战争后，清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广东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十数万两银子，无法褒奖，于是被赐戴花翎，自觉荣耀无比。

　　蓝翎，也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羽毛做成，无眼。六品以下，在皇宫王府服务的侍卫官员享戴，也赏赐地位较低而又建立功勋的小军官。鹖生性好斗，至死不却，武士冠上插鹖翎，正显示武士的英勇。《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而清把鹖翎染成蓝色，所以也称“染蓝翎”，同时也规定了许多有关戴用的规矩。

　　花翎的作用是昭明等级和赏赐军功，既不能僭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违反者则“严行参处”，“拔去花翎”即是非同一般的处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