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钧绘画作品

　　冷暖不定，上半夜还是明月当空、春风拂面，下半夜却已春雷滚滚、风雨交加，气温更是骤降十几度。寒风冷雨中参加疫情防控的我和同事虽有准备，但仍瑟瑟发抖。天明雨停，在回县城的乡道边，一顶红色简易帐篷和里面的烧饼摊不经意间映入眼帘。一众人正饥肠辘辘，忙喊：“停车，停车，买点吃的！”

　　一人一杯豆浆、一个烧饼、一根油条。咬一口热乎乎、香喷喷，一种熟悉不过的味道瞬间满足了味蕾，每人四块钱就让饥饿一扫而空。

　　“师傅，味道不错！”想到周边县市发生疫情，家里需囤点物资，于是我又打包了十几个烧饼。回家后女儿不解：“爸爸，买这么多烧饼干吗，一顿吃得完吗？”“吃不完以后可以煮着吃，可香了，爸爸小时候想吃还吃不到呢。”

　　在没有更多选择的年代，对一个家境清贫的农村孩子来说，一个烧饼、一根油条便可满足对美食的追求，而且是吃不厌的那种。现在这种记忆仍在我内心深处流淌，不是喝牛奶、吃面包和各式零食长大的女儿所能理解的。

　　儿时要想吃到烧饼油条真不是一件易事。村子远离集镇，交通闭塞，所以烧饼油条平常是吃不到的，只有父母偶尔到集镇办事或赶集，才会给我们姐弟带回一些烧饼油条。但带回来的烧饼油条往往因时间较长而变凉变硬，口感已经不好，吃烧饼时甚至需用力撕咬。这时要么将就着吃，要么将烧饼煮了，在烧饼快出锅前再把油条掰断放进去，最后放点盐，撒点葱花或蒜青。煮过的烧饼油条吃时满口软糯香甜，现在想来都口舌生津。

　　当然，如果有机会能和父母一起去集镇，那是最好不过了。吸引我的不单是对集镇繁华的向往，更有那现烤现炸的烧饼和油条。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有也不会骑，来回三十里地全靠步行，所以每次上街都要起得很早。

　　当时乡镇街道瓦房居多，楼房很少，外出谋生的人也少，远比现在热闹，遇到赶集时更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到了街上已是日上三竿，肚子早就咕咕叫了，父母就会将我带至烧饼油条摊前。印象最深的一个烧饼摊，位于我们进出集镇的一座大桥北首东侧。

　　还没走到烧饼摊前，就能听到、闻到噼里啪啦的摔面声和烤烧饼、炸油条的香味。一把遮阳伞，一个炭火炉、一口油锅、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烧饼摊的全部家当了，烧饼师傅往往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浸满油渍的围裙。

　　一炉烧饼卖出后，其他人再买时需要排队等待十多分钟。这时的我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眼巴巴地盯着师傅忙前忙后的双手。摔好的面团被师傅用擀面杖来回碾压几下，一个烧饼坯子就做好了。待十几个烧饼坯子做好后，再迅速刷一层油，撒点芝麻，最后烧饼坯子被一个个贴在滚烫的炉壁上。时间不长，贴着炉壁的一面表皮往往会被微微烤焦，另一面则在炭火的作用下不规则地鼓起来。此时的烧饼焦香四溢，令人垂涎三尺。烧饼在我们当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圆形；一种是菱形，里面还要再放点葱花，口味也相对更咸一点，我们管它叫“草牌”，至于为什么这样叫就不得而知了。

　　炸油条时，揉搓成小拇指粗细的面条被师傅一拉一转后，迅速放进油锅，白白嫩嫩的面皮立即就被沸腾翻滚的热油紧紧包裹着，在高温、热油的作用下，像变魔术一样快速膨胀变大，颜色也变成诱人的金黄色。刚出锅的油条外脆里嫩，油而不腻，口感是最好不过了。在等待的过程中，有时还会幻想要是自己也住街上多好，烧饼油条不就可以经常吃甚至天天吃了吗？最好自己家开一个烧饼油条铺子才好，那时就可以想吃就吃，还不用排队，不用付钱……

　　记得最初烧饼油条才五分钱，“草牌”相对较贵，要一角钱，到我十来岁时分别涨至一角和两角。看似价格低，但在三十多年前，对于一个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农村家庭来说也不是小数目。父母将皱巴巴的钱递给烧饼师傅，烧饼师傅则将刚出炉、出锅稍一冷却的烧饼油条递给我，还要说一句：“下次还来哦。”让我还没吃呢，就盼着下次。

　　烧饼油条最好包着吃，如果一个烧饼能包两根油条那就更好了，吃起来又香又有嚼劲。咬着热乎乎的烧饼油条，早起和数小时行走带来的劳累被瞬间带离，一种满足感马上会进入你的五脏六腑。

　　凡事也有例外，在我十一二岁前，每年夏天，奶奶都会把我带到姑妈家小住十天半个月，那段时间是可以天天吃到烧饼油条的。姑妈家临街，经济条件也相对要好，每天在我和表哥表姐洗漱时，姑父就已经提着一篮烧饼油条回来了。每天早上喝着粥，剥着咸鸭蛋，吃着烧饼油条，好不快活。

　　初中三年，烧饼油条成了我上学时的主要早餐。初中上学时间很早，家人也没有为我准备早餐的习惯，有也是前一天晚上剩下的稀粥，需要自己烧火加热。大多数时候都是急匆匆洗漱完，饿着肚子，拎上书包，揣着父母给的两毛钱抬腿就跑。从家到学校要穿过两个村子，有七八里地。好在学校北边十字路口有一烧饼摊，还记得别人都称老板为“陈三”。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如果钱款充裕的话还可以再买一杯豆浆，边走边吃，到学校时正好吃完。这个烧饼摊陪伴了我整整三年，吃了陈三不下三四百个烧饼，三四百根油条。十多年前旧地重游，已寻不得陈三烧饼摊踪迹，不禁唏嘘了一番。

　　再后来上了高中，大学，因为住校，每天早餐也有了保障，加上可供选择的早餐品种越来越多，基本难觅烧饼油条的踪影了。

　　看过梁实秋先生的自述，烧饼油条他从北京吃到了台湾，甚至海外。我也一样，大学毕业后入职家乡，经济条件虽改善不少，但对烧饼油条仍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人们早已习惯到粥店、面馆、早茶店吃早餐，烧饼摊难得一见，但每月有好几次我依然会到菜场周边或偏僻小巷，找寻自认为简单、地道，也是最土的烧饼油条大快朵颐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