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家姜壎的《李清照像》
李清照18岁时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婚后生活虽有波折，但二人有共同的金石书画爱好，相互支持与欣赏，总体上和谐美满。靖康之变北宋灭亡；1129年，赵明诚突发急病，不治身亡。李清照只身漂泊在杭州、越州（今绍兴）、金华一带，再嫁却遇人不淑，惹上了“离婚官司”。我们可以从李清照的词作、婚姻解读宋代的婚姻制度。
1.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点绛唇·蹴罢秋千》
这首词通过富有个性化的一连串动作，寥寥几句，将一个少女初涉情思、想见又羞见情郎的形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有人称来客是少年赵明诚。关于这首词是否为李清照所作一直存疑，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此不作深究。李清照16岁前后来到汴京即以《如梦令》“绿肥红瘦”一词轰动京城，令赵明诚仰慕不已。对赵明诚而言，与心仪才女李清照的结合毕竟是幸福的。
宋代官僚士大夫之间由于利益的再分配，形成新的利益团体，婚姻是其联合加强力量的桥梁。李清照，其父李格非，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为人清廉公正，后召为校书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等职。其生母为宰相王珪之女，在李清照幼年时即病逝，后李格非续娶北宋名臣王拱辰的女儿。李清照的继母应与其关系很好，对李清照的成长有所益处。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列为苏门“后四学士”，是旧党人士。
赵明诚之父赵挺之，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官至丞相。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是新党重要成员，在激烈的党争中与苏轼等结怨很深，甚至对赵明诚喜欢收集苏轼字画都极为不满。赵挺之与李格非虽为同乡、同事、上下级，但分属不同阵营，能够联姻，更多还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李清照与赵明诚不可能完全自由恋爱，他们的结合也要遵从礼法。在我国的诸多礼仪中，婚礼始终是最为重要的礼仪。“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宋朝建国之初颁行的《宋刑统》全面继承了唐代的婚姻礼法，之后又以敕令的形式颁布了一些新的婚姻法规，规定更为细致。关于婚姻的成立，必须由父母主婚，《宋刑统》卷一四《户婚律·和娶人妻》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所谓“尊长谓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即父母在由父母主婚，父母去世，则依顺序由伯叔父母，或姑、兄、姊主婚，即使男女已成年，甚至在外经商或任官，同样没有婚姻自主权。如果卑幼在外订婚在前，其父母在家为其订婚在后，仍以父母意志为准。子女如不遵从父母之命，要处以杖一百的惩罚。
司马光《书仪》中指出双方父母在缔结婚约之前应先“议婚”，考察男女双方情况，“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成婚要有媒人，《宋刑统》卷一三《户婚律·为婚妄冒》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媒妁之言是依礼成婚的要件，因婚姻发生纠纷而引发的诉讼，官府亦将有无媒妁之言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还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由此可知，订婚的要件是须有婚书与聘财，如果没有写立婚书，但女家接受男方聘财的，与婚书有同样的效力，不得悔婚。婚姻的成立必须要有一定的礼仪，《礼记·昏义》规定了婚姻仪制上的六种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即所谓“六礼”，这是古代婚礼的六个主要步骤。《宋史·志第六十八·礼十八嘉礼》中对“品官婚礼”“士庶人婚礼”都有较之“六礼”更为详尽的规定。
2.
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酝藉，木犀花。
——《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
这首词写于赵明诚去世三年后，李清照重病初愈之时，记录了李清照养病期间的生活和感受，总体上语言朴素、格调轻快、心境怡然。关于李清照是否再嫁，虽尚存争议，但多数学者考证为实。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正是宋朝内忧外患时节，赵明诚由江宁知府调任湖州，六月赵明诚赴建康陛辞，因大暑染病，七月于建康病危，李清照到建康时，已不可救，八月去世。此时金兵已迫近建康，李清照携带书画逃出，一路上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只能投奔她的弟弟李迒，定居临安（今杭州）。
李清照病中得到了弟弟的照顾，虽姐弟情深，亦多有不便。据传是李迒将张汝舟介绍给李清照。张汝舟官任右奉承郎、监诸军审计司属吏，官品不大，位置较重要，对李清照十分仰慕，在李清照病中就给予其悉心照顾，博得李清照的好感。李清照在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信《投内翰綦公崇礼书》中，介绍了二人结婚经过，张汝舟在最初认识李清照时，主动积极，经过接触，李清照即仓促再嫁。
再嫁在宋代妇女婚姻生活中并不罕见，早在北宋初年，宋太祖就曾鼓动左卫将军王承衍之妻乐氏改嫁，又劝说百姓女改适。北宋时期不仅皇室公主可以再嫁，甚至再嫁之女可以进入皇宫，成为皇后。皇族对于女子再嫁的宽容态度，影响了士大夫阶层，自然也影响普通百姓，尊长劝寡妇再嫁之事多有记载。
《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此项规定虽为禁止性法律，但只规定了寡妇不许在服丧期间内改嫁，并不禁止寡妇改嫁。《宋刑统·户婚律》卷十四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者，徒一年。”这项规定虽是对他人强迫寡妇再嫁的禁止，但实际上是默认了寡妇的祖父母、父母有强迫丧服已除妇女再嫁的权力，即使寡妇本人不肯再嫁。
宋律原有“夫亡六年改嫁”之条，宋哲宗元祐八年又规定：“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从而打破了夫死六年才能改嫁的旧制，放松了对妇女再嫁的限制。甚至还规定即使丈夫未去世，外出不归者，亦任妻改嫁。宋神宗元丰元年，因百姓傅译“外出不知消息”，御史黄廉即准许傅妻改嫁。南宋时更进一步规定，“其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对寡妇再嫁持宽容态度。《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多有寡妇再嫁的案例，如卷四《户婚门·争业上·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业》中载：李子钦之母再嫁于谭念华，后竟与其子合谋算计谭念华，霸占其全部田产，官府判决分于其一分地，重杖其子一百。这一判决并未严惩再嫁妇，而是分给其田产，只惩罚再嫁妇之子。
然而张汝舟道德品行败坏，追求李清照只是为了她仅有的一些金石文物，想用来换钱挥霍，李清照当然不能答应。张汝舟也对此心生怨愤，也不再以能娶到李清照这位知名女词人为傲，反而对李清照非打即骂。
3.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这首词大致写于绍兴一年（1135），李清照已与张汝舟离婚、出狱之后避难于金华时所作，是其晚年生活的写照，有孀居之悲、沦落之苦，更有亡国之痛。一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是否也是对自己再婚遇人不淑、离婚又陷囹圄的感叹，就不得而知了。
曾写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如何忍得了张汝舟的家暴，婚后不到百日，即决定与其离婚，然而在当时妇女提出与丈夫离婚却极其不易，在离婚方面男女完全不平等。《宋刑统》全面继承了唐代关于男子“七出”，即可以“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理由正当休妻的法律规定。虽赋予了女子主动离婚的权利，但有诸多限制。《宋刑统·户婚律》载：“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即夫妻感情、性格不合可以离婚，“和离”前提是丈夫同意，而张汝舟显然还不想轻易放手。那么李清照可以离家出走吗？离家出走，也要面临刑事责任。《宋刑统·户婚律》载：“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后又发敕条“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更加重了对妻擅自离家的处罚。
还有一种离婚方式是“义绝”。义绝指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奸罪及妻谋害夫的情况，由于破坏伦常所以构成离婚的条件。《宋刑统·户婚律》对义绝强制执行，有义绝的事实而不离婚也有罪。而李清照与张汝舟也与此无关，遭遇家暴不是“义绝”的理由。
既然“和离”“义绝”都无法走通，为了摆脱张汝舟，李清照选择了到临安府状告张汝舟，揭发他“妄增举数之官”，虚报年纪、骗取官职。张汝舟虽官位不高，但所得官也是骗来的。两宋有一种“特奏名”制度，通过了乡试而进士考试屡考不中的人，在达到一定的赴考次数与年龄后，朝廷开恩，对其另行造册，让他们直接殿试，试题简单，一般都可通过，朝廷赐个出身，给个小官当。张汝舟考不上进士，就在年龄和考试次数上造假，骗取朝廷授予官职。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经查属实，张汝舟被撤除官职，发配广西柳州。
妻子控告丈夫，当是“义绝”情形，《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九规定：“已成婚而夫离乡编管者，听离。”所谓“离乡编管”即丈夫因犯罪而被流放他乡，致使妻子陷入孤寡无助的境地，妻子可以提出离婚。依此条李清照如愿离婚，但她也面临牢狱之灾。《宋刑统·斗讼律》载：“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李清照为了离婚不惜入狱两年，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甚至惊动了皇帝赵构。在友人的帮助下，李清照只在牢中待了9天，就被释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