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的修为很重要。以前看到宗璞为她父亲冯友兰辩护，不久前看到周吉宜为他爷爷周作人辩白。我很赞同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论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无论是宗璞还是周吉宜，据我看来，他们的努力都只是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恐怕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历史有假设，假设冯友兰和周作人，当初在危难之际能坚持住，这是最理想的了，可以不让他们的后人为难。
但是，这种危难时的修为，并没有我们说的这么轻巧。英千里教授，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儿子，也是著名演员英若诚的父亲，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1942年3月被日寇再次逮捕。日本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交代华北地下工作的情况。英教授说：“我在十分痛苦时，一心想着国家民族重于一切，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这样只要咬紧牙关，忍受五分钟，便会痛极而晕厥，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来，他们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视死如归，受痛而昏晕，他们终究从我一无所得。”你能这样“忍受五分钟”吗？
没有经历过危难是很大的幸福。其实，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同样很伟大。竺可桢教授1946年赴欧美考察，为他钟爱的长女竺梅带回一件礼物，一只瑞士产的手表，期待父女相逢时面赠。但是直到1949年，竺可桢才得知竺梅已于1947年病故。一般情况下，做父亲的可以把这只表留作纪念，或者改赠次女或幼女。但是竺可桢仍然把这只表送给了竺梅的丈夫胡鸿慈，作为胡以后再婚时送给新夫人的纪念品。这让我想起了北宋的王安石，他儿子去世后，他力劝儿媳改嫁，超越了历史局限。日常修养到一定境界，是可以超越自我，超越历史局限的。
所谓的日常修养，无非是尽量地克己，少发脾气，能帮别人就帮一把。看似不太难。欢迎都来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