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神童，就是“超常儿童”，即“有特禀异质，迥越伦萃，岐嶷兆于襁褓，颖悟发于龆龄，识洞于未萌，智表于先见，心计足以成务，口辨足以解纷”。按此标准，古往今来称得上神童的仅有“圣人之师”项橐。《战国策·秦策五》中的一句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可惜这个早慧儿童10岁就凋谢了。

　　汉代，培养和开发“神童”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汉书章帝纪》曰：“建初元年（公元77年）诏，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因之，使成为“神童”的孩子受到更多关注，在入仕过程中占得先机，于是想让自己孩子迅速成为“神童”便演变为人之常情。唐朝延续并发扬了汉代“神童”培养及选拔模式，科举考试也公开设置“童子科”。《新唐书》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10岁小孩能合格地讲解经学即可当官，最不济也给一个名分。

　　文人主政的宋代，“神童崇拜”登峰造极。不仅“童子举”成为国家选才制度、“神童”纳入到政府体系进行培养，而且还诞生了史上年龄最小的科举及第者——3岁的福建福清人蔡伯希。《宋史选举志》谓：“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宋代学者赵升史料笔记《朝野类要》卷二“神童”条介绍了当时“神童”选拔使用程序：“十岁以下能背诵，挑试一经或两小经，则可以应补州县小学生。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而必送中书省覆试，中则可免试。”

　　据史料记载，继宋太宗亲自选拔了身边大臣杨徽之侄孙——11岁的杨亿后，其子宋真宗赵桓不仅成为有宋一朝主持“童子试”次数最频繁的皇帝，而且还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亲自考核录用了史上年龄最小考生蔡伯希，并授他“秘书省正字”官职。宋真宗秉承的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标准，他在将北宋“幼儿园”进行一次次海选的基础上，选出了3岁的蔡伯希和14岁的晏殊。晏殊后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

　　上有所好，于是“出名要趁早”很快深入人心，社会上拔苗培育、逼迫儿子成“神童”的极端案例层出不穷。南宋人叶梦得史料笔记《避暑录话》卷中讲述了江西饶州一些人采取摧残等偏激方式“制造”神童的事件：“自元丰末（宋神宗年号，约1085年左右）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尽管不断有孩子被摧残致死，可俨然挡不住巨大的利益诱惑，许多父母依然不顾孩子天性，强行培养“神童”，严重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为此，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还撰写时评《伤仲永》进行讽喻。直到南宋一些有良知的官员以“保幼稚良心”之名不停上书建议，“童子科”才寿终正寝……

　　古人的“神童崇拜”，表面看是对智力的尊重，其实是对功名利禄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