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光芒照射着大地,但是聋哑人群体却被法治光芒甩在了阴暗的背后。”2018年初,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大渡口区人大代表的唐帅,在议案中写道。
唐帅在议案中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手语翻译协会,对涉及聋哑人的司法审讯录像进行鉴定,不让手语翻译成为“事实上的裁决者”。同时,成立协会还能对手语翻译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法律、医学等专业术语,制定翻译规范。
但这份凝结了他多年调研经验的议案,激起的反响并不那么大。“结果正如预期。”唐帅说,媒体依然称他为“唯一的手语律师”,但他的所有努力,是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唯一”。
接触着社会的“黑洞”
唐帅经常这样调侃自己:“一般律师接触的是社会的阴暗面,而他接触的简直就是一个个‘黑洞’”。
唐帅怎么也忘不了,他曾遇到一个被拐骗进团伙的女孩,她因多次盗窃被抓。在打手语时,唐帅觉得她浑身不对劲,便让女医生检查,发现女孩身上有100多处烟头烫伤留下的疤痕,其中几十处集中在胸口。
由于女孩未满16岁,检察机关作出不予逮捕决定,唐帅一行人开车送她回老家,专门买了米、油,还准备了1000元慰问金。本以为女孩的家人会满怀欣喜甚至感动,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唐帅清晰地记得,见到他们后,女孩的外婆劈头盖脸地质问:“你们把她送回来干什么?你们养她,给她找工作吗?”唐帅感到很震惊,便问道,“婆婆,她出去偷这件事,你知道吗?”女孩外婆反问,“不偷她吃什么啊?”后根据公安部门的消息,不到3天,女孩又坐车离开了老家。
“我们正常人的社会,对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坐在堆满资料的律所办公室里,唐帅一字一顿地说。
“能给聋哑人打官司”成了他最大的工作优势
1985年,唐帅出生在重庆市,双亲都是聋哑人。他从5岁开始学习重庆方言手语,13岁时逐步掌握了全国各地的方言手语和普通话手语。2011年,唐帅取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自考毕业文凭,并获得手语翻译资格证。2012年,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结合他的手语特长,“能给聋哑人打官司”成了他最大的工作优势。相对于普通律师,专业的手语律师在为聋哑人群辩护时通过手语翻译进行辩护以及代理维权,使得整个诉讼达到交流沟通无障碍,准确性和公正性的优势是难以取代的。2015年8月,唐帅在大渡口区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全身心投入到为聋哑人打官司的事业上。
去年5月的一天,一名七旬老人来找唐帅:“求你救救我的聋哑女儿,她没有偷东西……”原来,老人的女儿被指控犯盗窃罪,先天的生理缺陷加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让她无法和办案人员进行法律层面的交流,唐帅当即决定担任案件的辩护人。此后,连续几个晚上,唐帅翻看了大量的卷宗,去检察院查阅了全案证据,特别是回看了侦查机关讯问聋哑人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后发现,之前的手语翻译和聋哑犯罪嫌疑人的手语,存在普通话和地方自然手语的差别,导致笔录内容和嫌疑人的真实意思表达有出入。为此,他又是连续几个晚上,翻看卷宗,收集了大量的笔录情况,形成了新的辩护意见,最终检察院对此进行了核查并予以采纳,对该犯罪嫌疑人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像这样的案子,唐帅还代理过多件。在代理大量的案件后,他产生了新的思考:我国聋哑人达3000多万,手语的差异性加上缺乏精通法律手语的专业人才,他们的诉讼权利该怎样得到保护呢?
“愿一辈子做聋哑人群体的‘法律代言人’”
从2015年起,唐帅受聘成为大渡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的法律顾问,一年顾问费不及接一个普通案件的报酬,但他坚持定期给残疾人开展普法讲座,义务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残疾人提供诉讼案件代理和辩护。每次讲座结束后,他都留下来为残疾人朋友提供现场法律咨询、调解矛盾,还经常接待残疾朋友的上访。
2017年,由大渡口区委政法委拍摄的一部微视频,让唐帅更加火爆。在片子里,这个头发自然卷、戴着框架眼镜的80后年轻人,被介绍为“中国唯一一个手语律师”。
唐帅的手机上,有243个微信群,全部是残疾人维权所用。唐帅说,近两年来,面对全国各地聋哑人的咨询,他真有点力不从心。但既懂法律又懂手语的人太少,为何不自己培育呢?2017年4月,唐帅开始到重庆各高校挑选苗子,对象很简单——高学历的聋哑人。半个多月后,他从重庆师范大学聘请的5位残疾人到岗。今年5月,唐帅还出资推出了“帮众法律服务”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功能是可以视频面对面咨询,以更便捷的方式给聋哑人提供更好的法津帮助。最近,他还办了一个全新的普法手语节目《手把手吃糖》。在第一期节目中,唐帅用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漫画介绍了什么是“庞氏骗局”,因为近几年他发现有大量聋人参与所谓的投资被骗。
面对未来,唐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把自己的特长全部发挥出来,服务聋哑人群体,为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愿一辈子做聋哑人群体的‘法律代言人’。”
代表委员谈司法助残护残
是个难题,也是重要课题
残疾人群体,是司法办案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特殊的人群。当那些智力残疾、视力残疾、听力语言残疾、肢体残疾和精神残疾、精神病人出现在司法人员面前时,整个司法过程呈现出与常情不同的多道难题。对此,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朝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邢吉华,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芹两位法律人士。
邢吉华曾是一位执业十余年的律师,现在是一位有着十多年检龄的资深检察官。他告诉记者,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是聋哑人,遇到的第一类困难就是专业手语翻译难找。再加上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手语用法也不一定规范,他的有些手语表示,就算专业翻译也不懂。如果缺乏专业翻译、再赶上亲属文化程度不高、传递信息不理想的话,司法人员想要获得准确的口供和证言就非常困难了。在这个方面,他认为各地应建立比较规范而通畅的渠道,让司法人员获得专业高效的翻译帮助。“这样不仅是帮助司法人员,更是维护了聋哑人的合法权益。”
残疾人易受伤害,在残疾被害人中,农村智残妇女被性侵案件比例尤高。邢吉华说,我们遇到的第二类困难,就是认定智残被害人的主观意志较难。“办理这类性侵案件时,是否违背妇女意志,首先要问被害人的真实意思,这一点,智残妇女说的话经常是不稳定的,需要结合邻居亲属的说法等综合认定。”邢吉华说,对智残程度应着手建立明确而完善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对于司法人员认定智残人的智力发育程度、主观意志、进而追究犯罪的作用是十分直接的。
“精神病人犯罪,是残疾人犯罪案件当中,最棘手的一道难题。”员额制改革后,邢吉华办理了一件精神病人犯罪案。30多岁的小伙子因谈恋爱受刺激,脑子出了问题,把一个同样有精神病的50多岁的老妇女性侵并勒死。“办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对被告人的精神情况进行鉴定。在我国,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种分类是相对笼统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应通过实证研究,做到量化分级,让认定的结论更精准,更有利于司法人员把握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
说到这起精神病人犯罪案件,邢吉华谈到了后续的强制医疗问题。“被告人很快会面临强制医疗。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强制医疗制度,但是落地太难,实践中缺乏程序和机制。”邢吉华说,在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和犯罪预防阶段应当大大提前,不要等“武疯子”犯了罪再送其进入强制医疗程序。
聋哑人扒窃犯罪一直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芹对记者说,聋哑人员普遍自卑、抑郁、焦虑,更愿意接受与他一样有残疾的人群,往往因此被骗,之后迫于盗窃团伙骨干的威胁不得不实施犯罪。狡猾的拐骗者还利用各种手段对他们威胁、洗脑、培训,时间一长,大多数人便成为了职业小偷,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法律规定对聋哑人违法犯罪采取从轻处理原则,实践中大部分聋哑犯罪嫌疑人都会得到从轻、减轻处罚,在羁押期满后,大多数人一方面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往往迫于生计再次回归扒窃团伙。”高明芹表示,对于聋哑惯犯来说,让他们回归社会、不再犯罪是一大难题,也是一个课题。
“司法机关首先要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聋哑人扒窃团伙的主谋、首犯和骨干分子,从源头上掐断聋哑人犯罪源头。其次,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专门机关应加强对聋哑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聋哑人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岗位。”高明芹表示让犯罪残疾人回归社会需要合力。
“我注意到,最高检与中国残联共同制定了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指导意见,不仅加大了对侵害残疾人权益的各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对残疾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中,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高明芹对检察机关在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她建议检察机关为残疾人提供更到位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服务,不断加大司法办案力度,让残疾人体会到司法的庄严和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