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剧题材广泛，华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在其中都有体现，尤其是渗透着廉政文化元素的剧目，大多久演不衰，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经典剧目。

　　早在南宋时期，包公断狱锄奸的故事已在民间说唱艺人中广为流传。到元代，这类故事被编入杂剧搬上了舞台。从此，这位“面黑”“性峭直”的包公，就成了戏曲舞台上最受人民欢迎的“角色”了。包公从登上政治舞台起，平冤狱，断公案，锄奸安民，为民请命，被百姓喻为“黄河清”。

　　元初著名戏剧家关汉卿著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两个杂剧。元人所撰包公杂剧还有郑廷玉的《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等十余部。此后，明末的《包龙图公案》、清嘉庆年间《铡美案》《秦香莲》以及《探阴山》《打龙袍》《审庞吉》《乌盆记》《铡包勉》《狸猫换太子》等数十本。

　　宋朝的包拯为什么在元代舞台上突然“走红”呢？剧作家为什么对一个历史人物如此感兴趣，致使包公戏成为元杂剧的一个类别而盛行一时呢？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剧作家对现实不满，要反映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公现象，而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反动统治，偏偏不容许人民说话。《元史刑法志》上明文规定：“诸妄譔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者，处死。”

　　“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剧作家面对残酷的黑暗现实，既不能直书其事，又不甘缄口不言，只好借古喻今，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来隐喻现实，这从元杂剧大量采用的是历史题材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包公戏就借了宋朝的包拯来表达人民对“正义之神”的向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包公戏的生命力特别强，流传了数百年，历演不衰。

　　戏如人生，戏曲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古装戏所反映的漫长的古代社会，政风澄明往往昙花一现，清官廉吏更是难得一见。因此，古装传统戏中的廉政题材更多地体现在各类剧目中对贪官污吏的揭露、鞭挞、讽刺之中，并以此衬托清官廉吏的形象。如《海瑞罢官》《海瑞上疏》中端方特立、为民请命的海瑞，《强项令》中格杀豪奴、死不低头的董宣，《谢瑶环》中惩治恶少、宁死不屈的谢瑶环，《打严嵩》中有胆有谋、智斗权奸的邹应龙，《瘦马御史》中书画双绝、刚直不阿的钱沣，《廉吏于成龙》中素性耿直、正直洁清的于成龙，《清官册》中不贪皇妃贿赂、洗雪忠臣沉冤的寇准，《孙安动本》中关心百姓疾苦、冒死参劾贪官的孙安等。他们虽然性格各异、官位有别、遭际不同，但舞台形象个个都顶天立地、光彩照人。

　　在华夏古装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中，家庭教育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白蛇传》是一个凄美的神话爱情故事，其《祭塔》一折，白素贞见到前来拜祭自己的儿子，悲喜交加。当儿子说要为母亲报仇时，她表示自己已经参透人间恩怨不过过眼云烟，只希望儿子洁身自爱，切勿奢求，并语重心长教诲儿子“要做栋梁材精忠报国，为百姓竭心力民忧亦忧，忌懈怠戒空言崇实尚俭，明是非秉公正疾恶如仇，重操守勿贪婪处污不染，淡名利居官清不羡封侯……做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好男儿”。这段唱，寄托了慈母的关爱和期望，每次听来，字字千钧，扣人心弦。

　　《岳母刺字》中，岳母教育岳飞要“厉节操秉精忠做人榜样，勤王命誓报国方为栋梁”；《文天祥》中，文母要文天祥“公而忘私，拯救黎民百姓，做一个轰轰烈烈的奇男子，在天地之间留一点正气”。两位母亲的戏份儿虽不同，但都同样展示出了崇高的思想境界。人们在赞颂民族英雄的同时，不禁对大义教儿的伟大母亲也肃然起敬。

　　传统戏中灌注的廉政文化美玉真金，至今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