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思想家罗素，来中国坐滑竿上峨眉山。他觉得轿夫很苦很累，一定对坐轿人不满。谁知，轿夫拿到工钱后，却一脸幸福地叩谢。轿夫的做法，令罗素感慨：本是契约与平等的按劳取酬，却成主与仆间的从属与恩赐！

　　何以至此？盖因千百年来，古人习惯了“见佛便拜，给轿就抬”。“坐轿与抬轿”，看似矛盾对立，实则一体两面。就抬轿而言，坊间存“实抬”与“虚抬”两种。“实抬”自不必说，即立于街巷，凭“抬轿”行当养家糊口之“劳力者”；“虚抬”者，则指专事逢迎上峰，靠奸佞上位讨人生之“劳心者”。通俗点儿说，就是人人深恶痛绝，人人又爱不释手的“溜须拍马”者。

　　这样的“抬轿”者，可谓代有其人。东晋后期，桓玄篡位自立。《晋书》载，“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就是说，桓玄登位那天，刚坐上御座，椅子就突然塌陷。群臣都吓得大惊失色，只有侍中殷仲文灵机一动，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深厚，连大地都载不起了，所以御座才陷落下去”。只此一句，天谴就变天运。殷仲文官运亨通，与此次“抬轿”关系甚大。

　　如果认为，凡“抬轿”者皆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就大错特错了。《晋书》载，“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则说，“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可惜的是，殷仲文之才，都用在“抬轿”上，德不配位，让人唏嘘。

　　比殷仲文更下的“抬轿”者，当数宋朝宗室弟子赵师择。《宋史》载，南宋韩侂胄，以“翼戴之功”官至宰相，工部侍郎赵师择对之百般巴结。一次，韩侂胄赴宴，路过一风景绝佳田园。园内奇花异草遍布、亭台水榭林立。观毕，韩侂胄遗憾地说，“好一派田园景象，就缺鸡鸣犬吠之声了”。一会儿，草丛中便有“汪汪汪”的犬吠。原来，赵师择在草丛里学狗叫。从此，“狗叫尚书”的桂冠，非赵师择莫属。

　　论“抬轿”水准，赵师择绝对是小儿科，东晋顾悦才算得上“高水平”。《世说新语》载，“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仅仅用了一个对比，“蒲柳”与“松柏”，就起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简文悦其对”，遂将顾悦从扬州别驾，提拔为尚书左丞。

　　就“抬轿”而言，这些“机智”与“比丑”，虽各有千秋，却都抵不过安禄山之“憨”！史载，一次，唐玄宗命安禄山见太子，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问他为何，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禄山说，“臣愚蠢，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先拜杨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及原因，安禄山回答，“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的“抬轿”，不但技术过硬，且“有理有据”。

　　其实，左宗棠“抬轿”绝不逊安禄山。据《左文襄公年谱》，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为回乡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下榻公馆写下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素以“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的左宗棠，早知陶澍的软肋所在，明为“抬轿”，实为搔坐轿者的“动情区”。

　　《清史稿》说，左宗棠“抬轿”，是“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抬轿”者今日“抬”人，意在明日被人“抬”。罗素用“契约”与“平等”，度“等级”与“从属”，岂不南辕北辙？话说回来，面对“等级”相沿日久的古代社会，阶层已固若金汤，罗素的感慨，只能是鸡同鸭讲。时代走到了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浸润下，平等观念才真正落地生根，开枝散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