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影视作品中最难塑造的职业形象就是记者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我至今没有看到一部电影、电视剧塑造的记者让我感觉真实丰满。《送我上青云》也是一样，盛男这个“记者”形象，在我看来缺乏现实和理想中的“艺术真实”的记者元素。她没有记者这个职业的那种劲儿，那种味儿，那种范儿。

　　每一部影片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噱头，这里所说的“噱头”没有褒贬之别。影片上映之初，所有的宣传通稿都围绕这部电影如何打破了女性的牢笼，喊出了女性的欲望，似乎是一部旗帜鲜明的革命性的女权电影。然而，它不是。女权涉及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平等权、投票权、代表权及家庭暴力、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开宗明义宣称：“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但，两年后这个宣言的作者就被她过去的男性同党推上了断头台……女权的路上，鲜血淋漓。

　　女性的困境与挣扎，是女权电影的精髓，这类电影如《和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蓝白红三部曲之蓝》《汉娜阿伦特》《她》《柯莱特》《宠儿》……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所以，我更认可《新京报》的评论：《送我上青云》并没有展现真正的“女性”，不过满足了都市女性的“自恋”。电影的很多情节是通过身边的人都是“渣”来烘托主角的。嘲笑男性“土豪”，嘲笑男人的“装”，并不能让电影变得深刻。这就让另一个“噱头”——“根据反馈，不少男性观众觉得被冒犯”——变成了臆想。电影冲突，需要棋逢对手。女权没有了来自男权的挑战，女权无从说起。

　　主创人员声称这是一部“女性叙事”的电影，这是观念与情节的脱节，其实是对作品的过度解读。“观念先行”的意思，就相当于要搭建一座百米高楼，最后只搭建了七八层高，以至于不能再拿百米高楼说事。所以故事架构及情节合理性上，它甚至不如今年的另一部“女性电影”《柔情史》。

　　电影创作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用故事来讲道理，而不是用道理来讲故事。所以，好的故事都是经历过人情世故，看尽人间沧桑，在生活中一点点思索和积淀下来的，而不是堆砌意象与臆想“人设”而造出的空壳。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可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女性以柔弱之躯担负的，是拒绝成为男性附庸的抗争之责。如果该片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以见着“土豪”就鄙夷，见着“文青”就发痴来完成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反讽，倒是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剧情电影。

　　童年不幸，家庭失和，无爱无恋，同事和母亲无数次羞辱，穷困潦倒，得了绝症……还有：大龄，剩女，高知，脾气差，清高，理想主义，爱说哲理“金句”……这是催人泪下吗？煽情其实是一种高超的技巧，润物细无声般悄悄触动你的泪点，或者像身后潜行的心怀不轨者，等你察觉时已经掐住你的咽喉。

　　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在生死之门前是什么样？即便她要寻找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或性爱，也不会放弃自由的心性、不会向猥琐低头；即便低头了，也不会用鸡汤来麻痹自己，“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但，风不够好，刚飘起来就跌落到了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