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记录了“泛舟之役”的故事：鲁僖公十三年冬，晋国遇到饥馑，向相邻且有姻亲关系的秦国求助。此前，秦晋虽曾结过“秦晋之好”，但晋国却有着背信弃义的“黑历史”——晋惠公流亡在外时曾答应秦国，如帮其回国即位，就将河西五城送给秦国以为报答，然而晋惠公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登上王位后，随即反悔。因有此“前科”，在是否要帮助晋国的问题上，秦国内部就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不帮，但也有人主张帮，比如百里奚，他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秦穆公也认为：“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于是秦国决定提供帮助，给晋运粮。

　　运粮的船从秦都雍城出发，沿渭水而行，改走一段陆路，再渡过黄河，自汾河北上，到达晋都绛城。史书这样记载这一运粮景象：“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说巧不巧，第二年冬天，秦国发生了灾荒，请求晋国卖粮。结果，晋惠公故伎重施，不但不借粮，还要趁机出兵攻打秦国。泛舟之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水上运输的一个重大事件，也为我们留下了“晋惠公借粮——有借无还”这一歇后语。对于晋惠公的做法，即便是晋国自己的大夫庆郑也不赞成，他说：“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被他不幸而言中，果然，秦晋两国在韩原交战，晋国大败，晋惠公被俘，最终割地求和。

　　春秋时期不乏精彩的故事，泛舟之役的事件湮没在其中并不为人所熟悉。然而，在人类遇到疫情突袭的今天，读这一段历史，却觉得这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事件其实意味无穷。

　　对于战争来说，胜负不只取决于战力，这点早已被古往今来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所证明。秦晋韩原之战，并不是孤立的一场军事冲突，决定胜败的因子恐怕早在之前已经种下。

　　失信，是其中一个因子。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并推崇“信”这一美德。古人讲“人无信不立”，人犹如此，何况于国？信用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立国的根本。泛舟之役中晋惠公一再背信弃义，获得了眼前有限的利益，却失去了更为珍贵的个人信用、国家信用。失信的后果，带来了兵戈战事，更导致了民心尽失、战败失地。

　　失德，是另一个因子。不可预知的天灾就像针对执政者的一场随堂考，考的是极端情况下执政者最真实的思想状况和能力水平。在泛舟之役的事件中，同样的试题，考过了秦国，又来考晋国。首先答题的秦国以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作答，紧随其后答题的晋国，选择了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德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它存活于人的信仰和口碑中。正如晋国大夫庆郑所说，四德皆失，何以守国？

　　失正亦是一个因子。孔子说：“政者，正也。”端正、正义是执政最基本要求。在天灾来临的时候，在道义和利益之间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呵护生命还是维护利益？是守望相助还是落井下石？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这就是普世的价值观。然而，古今中外，总不乏自诩为聪明的人，为了眼前的利益，选择与看不见的公理道义背道而驰。

　　天灾之时，所有人类都应该属于同一个阵营，正如比尔·盖茨所说，“此次疫情表明，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依存的伙伴，你帮他就是在帮自己，你伤他就是在伤害自己。那种战役已经打响，却分不清敌人、找不准对手的事，听起来是个笑话，但从古至今，这笑话反反复复地上演着。

　　在泛舟之役这一事件中，秦穆公看到的是百姓的无辜，而晋惠公盯着的却是灾荒削弱秦国所带来的机会。在对利益的追逐中蕴含着辩证法，学者弗雷德·桑德曼指出：“最大利益往往只能存在于与人共有的关系中，而不可能个人占有，一旦试图独占，这种利益就反而消失了。”为了独赢而一无所有，与人分享却实现共赢，搞不明白这种辩证法，恐怕很难获得最终的利益。

　　历史是一条向前奔腾的河，人性在历史故事中浮沉，人类曾经犯过的错误时不时会被重复，因此，阅读历史、铭记历史，是警醒人们不再重蹈覆辙、重演悲剧的关键。在一些人命关天的大事上，我们错不得也错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