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咏志，然而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咏志，更以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体现其悲天悯人之心，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中饱含着诗人赤诚的爱国之情。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杜甫及其作品的伟大。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诗圣”。他的诗具体地反映了八世纪中叶唐代的历史和面貌，特别是记载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杜甫的诗又被称为“诗史”。杜甫的诗中有大量反映唐朝战时征兵的作品，其中以“三吏”“三别”“兵车行”“前出塞”较为有名，《石壕吏》《兵车行》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为很多人所熟悉。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
西魏建立的府兵制，兵农分离，兵民分离，即家属随营，列于兵户，不属州县，军队征战时，家属也随之流动。后来逐渐兵农合一，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通过均田制来保证国家兵源，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公元590年，隋文帝颁布诏书：“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一诏书，将兵户编入了民籍，同隶属于州县，实现了兵民合治。这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军事制度，在保证府兵兵源、强化农民的兵役负担、集中军事统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很有成效。唐朝初期的兵制基本沿袭周、隋的府兵制，平日务农、用时训练、战时自备武器由中央任命的将领统率作战，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使“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
《兵车行》通过对送别征人情景的描写和对征人申述的记述，借汉讽唐，反映唐开元年间唐明皇穷兵黩武、用兵吐蕃，连年发动征战的情况。“十五北防河”“四十西营田”，唐太宗贞观年间在全国置军府630多个，每府皆有名号。府兵从农民中选择，选中者赐军名、挂籍军府，终身服役。据《大唐六典》载：“成丁而入，六十而免。”即服役年龄是二十至六十岁。唐玄宗即位，缩短府兵服役年限，据《唐会要》记载：“先天二年正月诏。往者计户充军，使二十一入募，六十出军，多惮劬劳，咸欲避匿，不有厘革，将何致理。应令天下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战者，十年放出。”即二十五至四十服役，频繁征战的三十五即可退役。由于连年征战，“武皇开边意未已”，玄宗并没有兑现其制定的缩短服役年限的政策，兵期向两头延展，诗中可以看到十五即已从军，故有“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感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府兵服役一般不脱离本乡，只是挂籍军府，田地仍杂于其他农户之中，但需轮番抽调府兵到其隶卫府或边防重镇服役。按《新唐书·兵志》：“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是轮流之意，“五番”即五人一组轮流出征，“七番”即七人一组轮流出征。唐初，边兵由府兵轮番出征，三年一轮换。而诗中反映由于征战不止，士兵长年不得休息。“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府户应储备出征时的装备，而国家的优惠条件是免除其租庸等税负。《旧唐书》载：“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但由于长年对外战争，唐玄宗时期的军费开支巨大，在农村“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情况下，还逼迫农民加倍纳税，对于应免税的军人之家也强征税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杜甫《石壕吏》
唐高宗、武后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日剧，均田制遭到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难以施行。加之府兵制虽然可以免去部分租、徭役，但负担仍很重，随着兵役的频繁，征期漫长，府兵的逃亡难以禁止，到了开元年间，终于为募兵制所取代。据《旧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十年即公元722年，宰相张说提出了改革募兵措施：“请一切罢之，别召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其后彍骑是也。”从此，募兵制的实行使唐朝的兵制性质和军事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展现了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战时特殊情况下强行征兵的情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在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中，唐军在邺城兵败，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杜甫这时刚好从洛阳回华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根据目睹的现实，写了一组诗，《石壕吏》是其中之一。战争期间，农民家中男丁都已被招募，军人家属的生活本已因缺乏劳动力而难以维持，但官吏征兵却将儿童与老者都纳入征募范围，这对军人家属而言无疑又是一沉重打击。这首诗中的老妇一家，已有三子征戍在外，二子已战死疆场。家中只有老翁如再被征召，则难以维持生活，从其儿媳“出入无完裙”即可知全家生活早已穷困潦倒。在这种情况下，官吏还要登门“夜捉”，故老翁唯有逾墙逃跑，老妇也只能努力周旋。“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从后文来看，老妇已被官吏带走服役。
杜甫《前出塞·其五》：“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前出塞》是一组描述士兵从军到作战的一系列组诗，《其五》中描述了士兵在边镇受到军将虐待的情形，杜甫把从军远征说成“我始为奴仆”，反映了唐募兵制给征召士兵带来的痛苦，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死未卜的与敌征战，还要面对长官的虐待和盘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中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家乡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忆昔，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当年“百余家”聚居的村落，村巷中人来人往，欢声笑语；现在却只与狐狸相对，而这些狐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竖起脊毛，冲我怒叫。军人遍访四邻，发现只有一两个老寡妇女还活着。“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军人回乡不久又被县吏征召，这次虽然在本州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而且既然当兵，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不知葬身何处！
“任转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来貔虎士，不满凤凰城。”——杜甫《复愁十二首（其九）》
募兵制的优势在于能有效地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但弊端也很明显。首先，募兵制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因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士兵的开支巨大。而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这就决定了募兵制在当时很难维持；其次，募兵制难以保证军队的忠诚，实行募兵制兵将隶属关系强，时间越长，朝廷对军队的干预能力就越差，士兵只知有将而不知朝廷。因此募兵制只会养出一批难以驾驭的骄兵悍将，以至于将领可以利用自己的军队来对抗朝廷。于是，地方军阀轻则尾大不掉，重则起兵反叛。安史之乱后，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成了压死唐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继之而来的是七十余年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这也许是募兵制弊端的最好证明。
《复愁》组诗大约作于公元767年秋，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杜甫对山河破败、民不聊生的状况深感忧虑。《复愁》其九是为“卫士糜饷而愁”，杜甫所看到的是，宿卫京师的冗军众多，只靠转运江淮米供养，财政将难以支撑，而保卫国家安全，边防的力量又亟待加强。杜甫的诗歌不仅是现实的反映，也抒写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政治主张。
神策军是中晚唐时的一支重要而特殊的军事武装力量。永泰元年即公元765年，吐蕃再次进犯，鱼朝恩屯军于禁苑以防卫吐蕃，神策军正式成为天子禁军。唐代后期，地方军事势力不断膨胀，诸镇节度使拥有大量私兵、亲军，他们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唐朝统治者急需一支可靠而又有战斗力的武装来巩固政权，神策军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随时奉命征讨叛藩。神策军是由宦官典军，因宠臣宦官所掌并与天子“特为亲近”，在诸多方面都享有特权。如在待遇方面，“时边兵衣饟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在法律上，不受御史监察；在任职升迁上，“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
唐代末年，神策军因军纪败坏和虚籍挂名等问题逐渐丧失了战斗力，而宦官则凭借着手中的军权肆意干政，最终，晚唐时的割据势力各自为政，终结了神策军和李唐王朝……
诗以咏志，然而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咏志，更以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体现其悲天悯人之心，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中饱含着诗人赤诚的爱国之情。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杜甫及其作品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