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油诗这种文体一直颇受青睐。画家曾初良常在自己的画作中配打油诗。

　　据说打油诗是中唐时一个叫张打油的人首创的，因此取得了命名权。张打油的代表作是《咏雪》：“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如果不计较用词的俚俗，就其观察的独特，表达的准确，形象的鲜明，对比的强烈而言，它确实是一首好诗。

　　张打油留下来的另外两首诗是一则有趣的故事。据说他曾在宗祠大殿上写过一首下雪的诗：“六出九天雪飘飘，恰似玉女下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知府看到大怒，下令把张打油抓起来。张打油被押上大堂，知府命他以安禄山包围南阳郡为题写诗，张打油立即答道：“百万贼兵困南阳，也无救援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闻者笑弯了腰，知府大人也就饶了他。

　　打油诗因为不避俚俗，不计平仄，雅俗杂糅，常含幽默，被认为是不入大雅之堂的东西。然而历代文人都不乏游戏幽默的因子，于沉闷的官场文坛中偶露天真，打油诗就成为最合时宜的工具。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陈慥，自称龙丘居士，为人好客，喜欢和歌伎厮混，可他的妻子凶悍异常，苏东坡就写一首嘲笑他惧内的诗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北宋名相吕蒙正，在太宗、真宗两朝三度入相，可是年轻未及第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年送灶时，他用清水一碗，供在灶神面前，奉诗一首说：“一炷清香一缕烟，灶君司命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

　　文章不值钱的时候，古代文人有两条路：一是攀官，一是下海。当官下海都不成功，你就只好认穷。清代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倒是当了个县官，早晚还是辞了，布衣草笠，笑傲江湖。一次乘船归乡，县幕之戚曹某，倚仗官势独据中舱，包括郑板桥在内的旅客都被赶到船尾。曹某呼茶索酒，高吟豪唱，旁若无人，郑板桥在一边吃吃而笑。曹某见状，厉声喝道：“乡老头笑什么，懂得我念的诗吗？”郑板桥道：“我以为你在乱哼童谣。如果那也算诗，我也会作。”言罢，模仿曹某的格调念出一首打油诗：“懊恼青龙偃月刀，华容道上未诛曹。而今留得奸臣种，逼得诗人坐后艄。”闻知是郑板桥，那位曹操的后代竟急忙施礼道歉，请郑板桥入中舱。

　　打油诗自由随意，不负载明道立言的担子，不仅形式被文人接受和采用，在内容上也没有了正式写诗时的道学气。明代学士解缙，自幼聪颖，出语诙谐，留传下不少佳联趣闻。有一天他见到一位穿时装的妇人，衣上钉着九重钮扣，遂作诗戏谑道：“一领轻衫剪素罗，美人体态胜嫦娥。春心若有牢关锁，钮扣何须用许多！”

　　据传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书吏送上一摞书稿，上面录着曾国藩的全部封衔，字体又细又长，浩浩荡荡一长串，曾国藩提笔删去，并写了四句诗：“官儿虽大成何用？闲字徒多看不清。删去此条重缮写，留为日后作铭旌。”近年许多人名片上，虚职全录，闲字繁多，常常叫人看不清楚也弄不清楚。究其动机，在旁人看来，无非“唯恐人小觑了那厮”。其实，若用来自荐，有姓名能联系足矣，若用来吓人，有一条过硬的也就足够了，比如“两江总督”！所以开列许多，是因为条条不过硬。

　　当代文人用白话写诗，口语入诗已成定规，讽世刺人运用自如，一些浅俗的白话诗与打油诗已无明显界限，但是存心打油取俏的，也不乏其例。“五四”时期，学者钱玄同曾有“四十以上人皆该杀”之语，反对守旧派老古董。到钱玄同四十岁那年，胡适曾作《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相戏：“该死的钱玄同！怎的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白话打油诗，这大概是第一首。

　　打油诗被一些人称为“旁门左道”，登不得大雅之堂，但周作人却说：“思想文艺上的旁门往往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和生命。”

　　1931年冬，国民党“南京派”蒋介石、汪精卫与“广东派”胡汉民、孙科等妥协和解，同拜中山陵，成立“统一政府”，宣布“共赴国难”。鲁迅在《十字街头》上以《南京民谣》为题，发表打油诗讽刺之：“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果然，“联合”仅一个月，各派系就又混战起来。这该是较早的白话政治打油诗。

　　当代作家王蒙以写小说著称，写诗是偶尔为之，当有人问他如何写起意识流作品时，他以四句打油诗作答：“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杏花竹叶情如梦，大块文章乐未休。”

　　今天的打油诗在网络时代更加活跃，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打油诗并不因为“打油”这种误以为的俗称就失去了诗的价值，其在诗中泰然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