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要有广阔的宏观视野，又要有必要的细心考证，要对事物的复杂性有足够的估计，并且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明白“探索”是党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承三联书店的好意，让我将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所写的一些论文编成《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转折年代——中国1947》《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和抗战中的国共关系》《第二条战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等几本集子出版，并且起了一个总的名称——“金冲及文丛”。出版之后，似乎还引起一些读者的关心，其中《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一书发行了11万多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希望我写一点编写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我自然很难推却。

　　习近平同志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可以说是前人实践的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它几十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写照。研究它，可以使人了解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和智慧，也可以提高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和自信。

　　但要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研究党史，其实始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说体会，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能简单地说这样几点：

　　第一，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所在。记得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就怕后人误解我。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肯定毫无价值。历史毕竟是已经消逝的过去，有些重要事情未必都有记录留下。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首先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那股劲，尽力搜集并挖掘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经过缜密的比较研究，力求弄清事实是怎样的，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决不轻信那些并无可靠根据的道听途说以至别有用心的胡编乱造，那只能把人引入歧途。历史又是异常复杂的，常常包含许多不同的甚至似乎相反的侧面，不能像“盲人摸象”那样取其一点便得出全盘性的结论。这就需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既有广阔的宏观视野，又有必要的细心考证。

　　第二，进行专题性研究时，眼界要放宽一些，对事物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估计。《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话几乎尽人皆知，但真要做到却很难。“知己”已很不易，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过好的方面去看；“知彼”则更为不易。在革命史研究中，往往只顾自己这一方面，而对对方（如国民党）的状况和想法只有一些粗枝大叶的了解，甚至失真，对双方在各个阶段中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和演变也很少了解。恩格斯曾强调指出：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来自不同方向的合力造成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很难正确还原历史真相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党作出的重大决策，也需要放在对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来考察，要使人看到当时国家客观环境和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棘手之处在哪里，在党内和社会上有着哪些不同的主张，甚至还有哪些争论，实行这些决策又遇到哪些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问题，对这些又是如何应对的。这样才能看出：正确的决策高明在哪里，错误的决策教训又在哪里。这样的历史才是活生生的，使人能从中得益。

　　第三，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不断出现以前没有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原来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无论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没有可以现成沿用的办法。许多实际情况又很难在最初时期就一清二楚。因此，“探索”在党史中可以说是关键词之一。许多事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用心地比较怎样做才能够成功，怎样做就会失败或遭受挫折，而后从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用以指导下一步的行动，有时还要反复多次才能把事情弄清楚，闯出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路来。此中甘苦，局外人和爱做“事后诸葛亮”的人往往不容易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前进的。这也是成功的重要秘诀。

　　也许可以说，在这三点中，第一点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后两点是说应该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我自己能做到这几条，而只是在学习和写作中，深深感到应该这样做，可惜自己也没有能够很好做到。把这些写下来，无非是希望得到读者更多的指教。（金冲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