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打来电话，说年饭他们一家在县城酒店吃了。

　　彼时，我正在老家热乎乎的土炕上，和母亲计划着年饭的菜品，并津津有味谈论着张家长李家短，村东梁村西巷。朋友问在哪过年时，我很自然地答，在老家老院老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无论是久居异地，还是暂留他乡，回家过年自始至终是多数国人的习惯。多人多年的不约而同，滋养了各自对故土、对家园、对团聚、对传统难以割舍的情怀。

　　我家有兄弟姐妹六人，几乎每岁逢年都会相聚在青瓦石头墙的老屋。推杯换盏之时，春节一次次步履矫健到来，容颜总是似曾相识。

　　遥想置身酒店的朋友，固然拥有灯红酒绿和山珍海味。但这身外的豪奢，如何能有自家的味道和温馨。细细品味吃年饭，绝非只是一种进食方式那么简单，倘真只为不饿，早就丧失了传承的意义和必要。尤其在物质日渐丰裕的当下，吃年饭更多应为情感体验和精神构建。

　　偏居辽西一隅的老家，过年时都有许多特色项目，一样演绎类似到酒店吃年饭的改变。

　　记得小时候，故乡几乎村村都有高跷或灯会。初二三开始操练，初五六正式到外村表演，一直到十七八，范围是方圆二三十里内的村庄。无论高跷还是灯会，到外村表演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金钱或物品，烟糖糕点等不一而足，偶尔还会被热情地留下吃饭。彼时，看到高跷或灯会就想到过年，它们是“年”的代言之一，它们为“年”而生，人们也因“年”而看。但说不准从哪天，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办高跷或灯会不再为了“年”，而成为一些人挣钱敛财的手段。因为与“年”的远离，换来周围一些村子开始拒绝接待。而拒绝接待让高跷和灯会越来越少。到现在，故乡的小村正月基本不见高跷或灯会了。即使偶尔还有，人们谈论的也不再是技艺的高低，演员的颜值，饰品的质量，乡情的薄厚，而是高跷和灯会的经济收益。去年正月，一对年逾七旬的老夫妻用三十元接待一队灯会，没收获节日的祝福，而是大部分成员觉得三十元钱少而产生的不满和牢骚，高跷和灯会散发的常常不再是年味而是浓浓的钱味。

　　再说拜年，记忆中场景虽不宏大但相当热闹。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伙伴在亲戚朋友家次第行走，常常一转即是小半天。谁家有长辈，小小年纪了然于胸，我们因“年”懂得尊老敬老，并由此延伸到平日的岁月。说不准几年前，虽然母亲依旧在正月初一摆好香烟，沏好茶水，然后等候，但来拜年的人却越来越少。最初只剩和我同龄的本家，再后来只有哥、姐、我家的大人和孩子。而我在无意中发现，住在老家老院后面的村干部家，初一拜年门庭若市，那几个与我同龄的本家也在其中。现在每年初一，母亲都会因拜年而失望，而我却为此而失落。母亲的失望很单纯，只是因为拜年人数减少，而我的失落则显沉重，那是对传统美德日渐缺失和市侩陋习逐步强大的无奈。

　　无论哪一种习俗，我以为内涵都不容丢失和随意改变，它的魅力和生命往往就蕴藏于那些丰厚的内涵之中。“年”更不例外。如果有一天，关于它的所有内涵都被忘得一干二净，恐怕将与平日无二了。

　　常常想“年”，是怀旧，更是坚守。在从未改变的期盼中，延续着习俗，继承着传统，革新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