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水门事件的阴霾尚未完全消散，尼克松总统的引咎辞职坐实了无论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境外企业和政党间都存在权钱交易。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些腐败交易，其中以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和香蕉门案影响最为恶劣。”这段话把我们带进了非虚构法治类书籍《隐秘战争》的“硝烟弥漫”之中，只不过战争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法律。

　　1975年至1977年，代表选民的美国众议院议员目睹参议院议员由于“多国境外支付问题”不断卷入听证会丑闻，为了应对这种情况，1977年12月，《反海外腐败法》应运而生。然而，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及针对违犯禁运令的行为的法律，即《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正在逐渐扩大其域外适用效力。法学家布莱克雷丁将这种现象比喻成美国西部片中“伸张正义”的经典桥段，触犯禁令的罪犯将被驱逐到尚未开发的美国西部荒野中：“这是法律的长臂或美国法律在全球市场上适用的霸权风险。”

　　《隐秘战争》的作者阿里拉伊迪认为，美国法律的对外输出目的颇为可疑。它绝不仅仅是为了弘扬正义，制裁腐败的企业和个人，它还有更多隐蔽性的目的。

　　法国司法高等研究所的大法官兼秘书长安托万加拉蓬，与巴黎和纽约律师公会的皮埃尔塞尔旺-施赖伯在他们合著的一篇文献级的文章指出：“将域外管辖权称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是恰如其分的。这是一种新的使用权力的方式：更加务实、有效，但也更加阴险。”而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的议员们更是直接谴责这是一种“司法行政战争机器”。

　　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7年，美国和欧洲各大银行因违犯美国法律和国际规范而被大西洋两岸的监管机构处以超过3450亿美元的罚款。而欧洲银行为欧洲大陆的监管机构开出了数额高达220亿美元的支票。这仅仅占所有银行为解决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关的追诉而支付的罚款数额的6%。同一时期，美国监管机构从包括欧洲银行在内的主要国际银行手中拿走了1900亿美元。这些大银行还向投诉它们的客户支付了1330亿美元的赔偿金。欧洲银行总共向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支付了1250亿美元，这一数值超过各大银行罚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钱款都流入了美国监管机构的口袋。

　　不过，本书的目的不是要为那些被美国追诉的公司开脱，也不是把它们看作受害者。这些公司因腐败而被追责时，其违法事实（尤其以美国法律的标准来看）往往已经得到证实。许多证据都可以证明法国和欧洲的某些公司确实有违法行为。“问题是，这种针对他国公司腐败行为的追诉是不是破坏外国竞争对手的稳定性和保持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障眼法呢？由于与被美国制裁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许多欧洲企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美国对古巴和伊朗的大部分制裁措施已经超越了国际法惯例。”

　　2018年3月通过的《云法案》直接与《海牙公约》存在冲突。根据《云法案》，美国联邦安全机构能够在没有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访问微软、脸书、亚马逊、谷歌等公司服务器上的所有信息。在打击恐怖主义、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名义下，该法案打开了全面监控的大门……

　　“长臂管辖”这面大旗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律政之狼”、检察官本杰明劳斯基，“白衣骑士”、检察官赛勒斯万斯，“华尔街大力水手”、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这些凶猛、刚毅的律政大咖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渣打银行、摩根大通、巴黎银行、瑞士银行、安然公司闻风丧胆。只要检察官寄一封信、发一封电子邮件、打一通电话，就能让世界上任何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惧怕不已。

　　这些自认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将他的工作视为正义与邪恶之战”。本杰明劳斯基认为自己必须“拯救这个被贪得无厌又有恃无恐的企业家污染的世界”。为达目的，他可以用尽各种手段：对企业处以巨额罚款、起诉企业负责人、威胁将企业逐出美国市场、解雇无权无势的替罪羊、奖励举报者和告发者，以及监禁白领罪犯。

　　但他们并非“武功天下第一”，可惜的是，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这些案例。愤怒和口号替代不了迎战的武器，法律人最终要回到常识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