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临终时，嘱咐我和兄弟的最后一句话是，叫我们把他的医药箱传承下去。

　　父亲出生的第二年新中国成立，他在农村干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父亲16岁学医，刚开始在村上当卫生员，20岁入了党。

　　父亲边行医边学习边务农。1979年我刚上小学时，父亲到县人民医院进修。经过不断学习、实践，医术渐渐提高，在当地有一些名气，村民们都称呼父亲“李医生”。

　　在我记忆中，父亲给人治病，通常是中西医结合。他最拿手的是儿科。看孩子的舌头手指，查体温，把把脉，问大人，然后开药。通常开一天的药孩子吃了就见效果，遇稍重的肌肉注射，一般不给小孩输液，遇受凉肚子痛那种，药就不用开，在孩子身上几个穴位按几下，孩子在痒得一阵笑声中，肚子就不痛了。

　　父亲说，他没经过专门的儿科知识培训，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加上在县人民医院什么都学。他几乎是个全科医生，简单的缝合手术手到擒来。

　　有一次，一个村民掰苞谷时，不小心被苞谷杆锋利的篾片把右手虎口划出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来找父亲治疗。父亲叫我打下手，递止血钳。我看到血，心里就慌。父亲说将来怎么把技术教给你，我说长大后不当医生。父亲叫我把头转到一侧不要看，让我递就递。准备给那人打麻药缝伤口时，没想到他说不打，打了麻药对大脑有影响，给他咬条毛巾就行。父亲只好依他。一阵穿针引线，伤口缝好了。那人的汗珠子像黄豆一样直往下掉，但没有叫一声，只是把毛巾咬得死死的。父亲对我说，你看别人，麻药不打就敢缝，你看到一点血就怕。在父亲缝合伤口时我慢慢转过头，看到血止住了，心里也不那么慌了。后来遇到这样的场面，我便主动给父亲当助手。

　　慢慢地，父亲的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其他村的村民也慕名来找父亲治疗。我也是父亲的病人。小学三年级时，我随母亲在地里翻红苕藤，突然我左脚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那时农村人在热天几乎都是光着脚），我尖叫一声。母亲说可能被什么东西咬了，立即收拾农具回家，还没走多元远，我的脚疼得实在走不动，母亲只好背我回家。父亲回家后，见我的左脚背肿得老高，一边埋怨母亲怎么当时不把我小腿用东西捆住，一边又问母亲是什么东西咬的。母亲说没见到什么东西，估计不大，听我叫声后，就用锄头在我周围到处打，没听到什么声响。父亲看我的脚背上几个小血印子，听母亲这一说，就知道是被蛇咬的。他说，这种蛇叫“刺草蛇”，不大，只有一尺来长，有再生能力，毒性很大。并说如果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用嘴使劲吸伤口，直到吸出血来，同时用清水清洗，目的就是把毒液排出，再用辫子或布条在伤口上端捆住，防止毒性更快地扩散，但不能捆太紧，防止血液无法循环。

　　由于蛇毒已扩散至左小腿，他在我左大腿捆上母亲以前剪下来的长辫子，用医用针头在受伤处扎出血孔，用火罐把瘀血拔出来，再把捣烂的黄豆叶加上一些药粉敷上，最后包上纱布。我的蛇毒就这样治好了。

　　那个年代在农村，除了给人治病，谁家的家禽家畜病了都来找父亲去治。他说救死扶伤是天职，一头牛一头猪可能一家人的全部家当。我曾问父亲，畜生病了怎么治。他说跟人一样，只不过在剂量上有所区别。

　　父亲常说，是党培养了他，做人不能忘恩，要活到老干到老。60岁后，他还要干，到另外一村又干了几年，直到患上食道癌，我们才让他退休。

　　在父亲最后几天的日子里，他把我们兄弟叫到身旁，指着他背了几十年的医药箱用很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传承下去。”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的医药箱，装载着他一生的梦想和走过的路，。